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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葉 輝
加拿大小說家兼詩人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著作等身，2000年應邀主持劍橋大學「燕卜遜講座」（The Empson Lectures），其後將六場演講的演講稿結集，書名就叫做《與死者協商》（Negotiating with the Dead），當中說到她在上半紀六十年代唸英國文學時，所有學生必讀燕卜遜重要評論集《含混的七種類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那倒教人想起燕卜遜其人，乃至他在中國教學的歲月。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寫道：「驚人的是，威廉燕卜遜寫作這本博學的作品時年僅二十三歲。同樣驚人的是，他正苦心孤詣撰寫這本書之際，卻被劍橋大學開除了，原因是在他房裡發現避孕用品。」話說1925年，燕卜遜本來攻讀數學，卻以劇作家和詩人的身份成名，翌年他在文學期刊上發表評論。及至1928年，他與友人共同創辦《實驗》雜誌，試圖將藝術實驗、哲學實驗與科學實驗結合起來，卻被斥為「聰明的年輕人可悲地盡講廢話」。
燕卜遜從劍橋大學數學專業轉讀文學專業時，師從文學理論大家理查茲（Ivor Armstrong Richards），在理查茲為他批改的習作中得到啟示，其後寫出了《含混的七種類型》一書。1929年，校方在燕卜遜的房間內發現避孕套，便開除了他，此事令他的導師理查茲亦為之震怒，只好勸解燕卜遜，讓他離開英國，到遠東發展。
正是由於被劍橋開除，西南聯大的學生諸如王佐良、許國璋、周玨良、李賦寧、許淵沖、楊周翰、穆旦、杜運燮、鄭敏、趙瑞蕻、楊苡及袁可嘉等翻譯家、評論家及詩人，才有幸得以遇上此位良師。
話說1937年，燕卜遜乘搭跨西伯利亞列車來到中國，其時北京大學已南遷，他隨當時到中國推廣「基本英語」的理查茲夫婦乘船去了香港，其後輾轉去到西南聯大，講授英國文學。他先後兩度到中國執教--1937年至1939年在西南聯大指導中國學生，1939年返回英國時遇上歐戰，由於近視未能入伍，在英國廣播公司擔任中文部編輯。但他並不喜歡此份工作，及至1947年，舉家前往北京大學任教，直至1952年，或者可以說，中國是他的避難所，每每讓他在不得志之時，得以安身立命。
翻譯家巫寧坤其實不曾上過燕卜遜的課，許多年後，他在《懷念燕卜遜》一文中記述，他是在1951年應聘到燕京大學教書後，有一次應邀到燕卜遜住處餐敘，才彼此認識的。及至1983年9月，巫寧坤教授有機會到英國探訪當時已77歲的燕卜遜，那時他已退休，兩人細說聯大、北大的同事及學生，以及別後的坎坷生平，說來真是感慨萬千了。
巫寧坤當時邀請燕卜遜重訪北京，表明不必演講，免他過於勞累，豈料燕卜遜回答說：「我喜歡演講！」可惜，這個在中國演講了半輩子的20世紀大學者，翌年就去世了--他當年被劍橋開除，劍橋後來卻以他的名義辦講座，人生得失又該從何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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