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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小莊 法學博士
「積極不干預政策」已經落伍了。特區政府要提供經濟和法律環境，鼓勵協調各行各業尤其是技術進步和新興產業的發展，放棄過時的「積極不干預」思維，建立「一國兩制」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新思維。
最近，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接受新華社專訪時表示，本港面對國際間的激烈競爭，香港必須抓緊機遇，政府考慮設立專門機構配合國家「一帶一路」的發展。又認為，政府必須放棄過時的「積極不干預」思維，要適度有為引導和配合企業發展。有朋友問，這是否要改變香港基本法第五章規定的一整套經濟自由政策。該章規定的自由的經濟政策，至少有6項，是否也要廢棄。
筆者認為，行政長官的政策調整，還將在香港基本法的框架內進行，否則就違反了該法第11條第1款以本法的規定為依據的原則。但到底放棄過時的「積極不干預」思維是什麼意思？是不是要改為「積極干預」政策？與過去的「積極不干預」有什麼區別？在哪些方面要干預？在什麼條件下要干預？如何干預？何時干預？干預的目標如何？這不但要有總體的表述，而且要有具體的說明，這不但是方向上的調整，而且還有「度」的掌握。這屬於政府政策，是要由行政長官本人或政府發言人回答的問題，別人無法越俎代庖。這是一件大事，最好在明年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有正確而適當的闡述。
「積極不干預」有明顯弊端
在回歸前，港英當局長期奉行古典經濟學派（如亞當．斯密等）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依靠市場這一無形的手去調節經濟，極少（但不是沒有）直接干預經濟。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大體如此，可稱為香港的自由經濟時期。到了70年代，國際經濟形勢發生了變化，出現了石油危機和經濟危機，港英當局提出「積極不干預政策」，以堅持依靠市場自動調節，求得經濟穩定和增長，但又不能完全依靠市場機制，在市場自動調節失靈時，不能正常運轉，影響公共利益，政府就要積極干預。例如，回歸前1983年和1985年港府用財政儲備接管面臨倒閉的銀行，1987年應對股市危機；回歸後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風暴等，都是市場機制失效後政府「積極不干預政策」的體現。
這種「積極不干預政策」，被曾蔭權改名為「小政府，大市場」政策，這是說，國際市場很大，特區政府很小，政府不宜輕舉妄動。不論是「積極不干預政策」，還是「小政府，大市場」政策，雖然比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好，但也有四個明顯的弊端：
一是滯後性。「積極不干預政策」是市場動盪在先，市場調節在後，市場不能調節後，才進行干預。市場動盪有一定的期間，市場調節也有一定的期間，在政府干預之前，社會公共利益已經受到損失，甚至頗為嚴重的損失。在經濟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滯後處理就會「執輸」。當然，這並非要求超前干預，超前干預也不好，一定要把握適當的時機。
二是被動性。「積極不干預政策」有消極等待的意思，對市場波動和市場調節都需要等待，到市場失控後才干預，政府對市場波動、調節和失控，並沒有積極主動的研究，進行分析預測。這樣過於被動，無法把握最佳的干預時機。如果在等待的同時，也積極主動研究分析預測判斷，結果就會有所不同。
三是孤立性。「積極不干預政策」是針對孤立的、個別的、局部的事件，例如香港出現的「負資產」危機與「沙士」帶來的消費危機，接踵而至，應對「負資產」危機的方法是減少土地和房屋供應，應對消費危機的方法是「自由行」，兩者都有效。但「積極不干預政策」看問題是孤立的，不是整體的，沒有把兩者的相互影響考慮在內。「自由行」大大增加了香港的流動人口，但香港的房屋規劃還是以固定人口作為基數推算。「自由行」推動了香港零售業的發展，這是商機，又刺激了租金上漲，但香港並沒有隨即制定應對商舖緊缺的政策，結果商機成為危機，使商舖緊缺問題成為本地消費和外來水客的實際衝突，而這種衝突又引發了文化上和社會上的衝突。而政府解決水客問題的辦法卻是減少自由行，削足適履，因噎廢食，又開始引發了消費市場的危機。
四是局限性。「積極不干預政策」只能應對「明顯的」危機，如銀行倒閉，股市崩盤等事件，但不能應對整體性、潛在的、長期性的危機。自內地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內地與香港的租金和工資存在差異，使製造業空心化，香港的製造業以每年6%-7%的速度遞減，服務業的比重不斷提高。對這種「危機」秉持「積極不干預政策」的政府是熟視無睹的。由於「負資產」問題，香港奉行了近十年的土地和房屋緊縮供應的政策，在曾蔭權主政的7年，香港房地產穩步上揚，在金融海嘯期間，出現了股市崩潰、房價堅挺的奇景，但政府仍然沒有改變土地和房屋緊縮供應的政策。
建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新思維
凡此種種，都說明在港英管治時期曾經有效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已經落伍了，過時了，走向反面了。對此，香港基本法是有預見的。在規定香港是自由港、實行自由經濟政策的同時，香港基本法第118條規定，「香港特區政府提供經濟和法律環境，鼓勵各項投資、技術進步並開發新興產業。」第119條還規定，「香港特區政府制定適當政策，促進和協調製造業、商業、旅遊業、房地產業、運輸業、公用事業、服務性行業、漁農業等各行業的發展，並注意環境保護。」特區政府要提供經濟和法律環境，鼓勵協調各行各業尤其是技術進步和新興產業的發展，放棄過時的「積極不干預」思維，建立「一國兩制」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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