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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的人口很密集，城市中有了一個劇場，就應該不單是演出的地方，而是與當地老百姓有關係的場所。」劇作家、導演佐藤信，這樣描述他心目中的公共劇場。由他擔任藝術總監的「座．高圓寺公共劇場」，就這樣慢慢生長到鄰近的社區中。這裡有高素質的藝術演出，也有「阿波舞」等接地氣的社區活動，更重要的是，着重為兒童提供優秀的戲劇體驗與藝術教育。
不久前，佐藤信帶着兒童劇《乒乓》應進念·二十面體之邀來到香港，與記者談起自己的戲劇理念。七十多歲的藝術家時時如老頑童般大笑起來，對他來說，創作兒童劇時的實驗火花與自己早年游弋於先鋒劇場中的叛逆其實一脈相承。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進念·二十面體與受訪者共同提供
「座．高圓寺」由東京杉並區政府出資建立，在佐藤信看來，公營劇場不像私人劇場般需要以經濟與市場為考量，所以更能將創新與實驗作為創作的重點。
他早年被稱為日本「地下劇場四天王」之一，1966年創立先鋒劇團「自由劇場」，投身於極具爭議性的地下劇場運動中，以抗衡當時的「新劇」主流；後來又創建了「黑帳篷」劇團，二十年間在120個城市中巡迴演出，引導了日本當代戲劇的發展方向。
現在到了古稀之年，破舊立新的火氣卻一分未減。「以前創作先鋒劇場，與現在做兒童劇，看起來好像不一樣，但對我來說是一樣的。很早的時候，在黑帳篷做實驗，就是想着怎麼打破原來的界線，藝術家總是追求去站在一個新的地方。這樣說來，現在做教育工作，做小孩子的戲劇活動，也是照着這種構思，打破現在的界線，去尋找一個新的發展方向。」
年輕的時候，在實驗劇場中天馬行空，是反抗，是叛逆；現在時刻與孩子們共處，那種創作中的憤怒會不會驟減？
「現在更憤怒！」他哈哈大笑，「因為現有的兒童劇太沒意思了，我對它們很憤怒；現有的戲劇教育也是不對的，我對這些體制內的東西也非常憤怒。」比如來學戲劇的學生，總是以成為明星為目標。「我首先教育他們，戲劇不是這樣的。如何挖掘自己的才能，戲劇與社會的關係如何，首先教育他們這一點。現在學戲劇的學生，大家都不知道戲劇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我年輕的時候，認為戲劇是人和人之間的合作作業，是人和人的溝通，這一點他們不知道，沒學過！人不能一個人活着，每天過日子必須要和周圍的人合作，學好這個方法大家都會很成功的。我想教育他們，合作，是很輕鬆快樂的。」
讓孩子來教育自己
兒童劇自然也是一種合作，是藝術家與孩子們的溝通協作，而不是成人從自己的眼光出發「為孩子」所創作的作品。佐藤信說，大家總以為「兒童戲劇」是一種戲劇種類，這種觀念本身就是不對的。「大人們都當過小孩子，於是便覺得自己對兒童特別了解。」創作兒童戲劇時，不自覺地有了錯誤的姿態：我是為了孩子做這個的，是為了孩子而奉獻的。「可是，『為了孩子的戲劇和創作』，這個觀念本身就是不對的。」
他回憶年輕時做黑帳篷劇團，演出在帳篷中，不像一般劇場的要求那麼嚴格。於是台上演着革命，談論着哲學，台下卻有媽媽帶着小孩來看。動輒三、四個小時的演出，連成人也很難看明白，那些孩子們卻非常老實，「他們一個都不鬧，也沒有離場，就跟着媽媽，看一會兒，睡一會兒。但我很害怕小孩，小孩是最誠實的觀眾，如果演出沒有意思，馬上會說出來；小孩也很聰明，演出一開始兩分鐘就知道演員好不好。」
所以佐藤信創作兒童劇，首先讓孩子來教育自己，「用合作的方式來創作」。「目前的社會，對孩子只有教育的方法。教育來說，在學校上課，老師和孩子們說，偷別人的東西是不對的，是壞的，只能這樣教育。但是在劇場，孩子們可以看到，有時候，人為了生存不得不去偷別人的東西。有時候，偷東西也可能是比較愉快的事情--各種各樣的社會情況。在劇場學到這些複雜的事情以後，小孩也會自己判斷，到底偷東西是好還是不好。我覺得劇場的任務是這個。」
《乒乓》裡就沒有一點刻意的教育內容，相反，大家玩呀鬧呀，平時爸爸媽媽不讓做的事情舞台上都有。觀察自己的小孩看劇的反應，爸媽也能了解到孩子的情況，從而思考培養、教育的方式，這也是佐藤信的目的之一。《乒乓》在「座．高圓寺」演出時，三歲的孩子就能入場，也為那些因為有了幼小孩子而很難去劇場看戲的年輕媽媽們提供了欣賞的空間。
避免用成人的眼光來創作兒童劇，需要很長的時間去醞釀。創作《乒乓》前，佐藤信就花費了三年時間，每年在沖繩和孩子們開工作坊，有了這段經驗後，才開始創作。「大人，包括演員，要怎麼樣回到幼年，我們做的就是這個訓練。我那麼大年紀了，回到幼年很不容易，先要找到自己小時候的感覺。」他笑着說。三年的準備，一年的創作演出，四年的時間裡，作品還在一直變化，孩子們對演出的反應，促成創作者們不斷地修改。「這期間最難的，是大人以為自己知道小孩，但其實並不理解，如何打破這個觀念，是最難的。」
明白的話，就過去了。
佐藤信說，社會急遽改變，孩子們的生活也與以前大不相同。「以前的孩子從小接觸三個社會，一個是家和親戚家屬，有老人，有一年見到一次的叔叔，還有那種要做壞事時會幫助我的奇怪的伯伯。二是學校。三是鄰里。我在東京長大，學校下課後回家，鄰居中有中學生的哥哥，也有三歲的小孩，大家一起玩。但現在這三個社會已經缺少兩個了，不知道香港怎麼樣，在日本，親戚很少走動了，鄰居也不大來往。」而劇場正可以彌補這缺失的部分。「不同價值觀的人同時出現在劇場中，觀眾從三歲到中學生到成年人，年齡跨度很大。看劇以後，在回家的路上，小孩和大人會在平等的立場來討論今天的戲怎麼樣，而沒有了小孩和大人身份的分別。我曾經看到過完場後，有媽媽問小孩，今天的戲你明白嗎？其實不明白的是媽媽。哈哈。」
每個孩子都能在劇中尋找到自己的觀賞角度，是否看得明白反倒不重要。佐藤信總覺得，戲劇最後的完成，是觀眾的反應，而他最怕的，卻是觀眾說：很有意思！很明白！「明白的話，就過去了。」他說，「戲劇是舞台上的一次性的東西，不是視頻，不是電影。但為什麼人們記住了它，有了共同的回憶？是因為對它有思考，在心底留下了記憶。我作為導演，做過舞台戲劇，也做過影視，如果觀眾說『很明白』，他可能明天就會忘掉我的作品。相反，不明白，但很喜歡的話，縱然語言無法表達，卻能讓人永遠記住。」他打趣地說，自己就比較喜歡榮念曾的戲劇，正是因為看不明白。「我之前總和榮老師說：『我明白了，今天這個戲是這個意思吧？』而榮老師總說『不對！你理解錯了！』哈哈，這就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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