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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華
最近，我利用假期考察了南方部分城市的環境狀況，發現很多的空氣污染程度正在惡化：東莞和柳州等工業重鎮籠罩着霧霾；養生聖地巴馬的空氣污染指數也一度高達160。
在追根溯源的過程中，最簡單的做法是將之歸結為轉型期的陣痛。作為世界工廠，中國製造了全球22%的工業產品，不可能不承受相應的生態代價。這種說法固然道出了部分事實，但其結論並不可靠：廣西巴馬縣工廠稀少，但其空氣污染程度依然令人震驚；桂林是著名的旅遊城市，近幾年空氣質量也迅速下降。
顯然，肯定存在某種更為根本的原因。根據我的觀察和思考，這就是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廣西巴馬的坡月村僅有2平方公里，卻居住着數萬人。於是，住宅密密麻麻地擠在一起，建築之間只剩下狹窄的縫隙，行人只能側身而過。在極度逼仄的生存空間中，單單炊煙的彙集就足以形成瀰漫的霧靄。為了養活如此多的人口，村民只好四處開墾土地。平原開墾完了，山坡就被改造為梯田。小的山丘往往全部被農作物佔據，大的山峰也常常被開墾到半山腰。在那些依然延續刀耕火種傳統的山區，焚燒山林和農作物時，常產生滾滾濃煙。當後者籠罩山村和原野時，空氣污染指數就會急劇攀升。同時，為了提高產量，村民習慣剷除農作物之間的雜草，於是大量泥土裸露出來。一到乾旱季節，耕地就成為灰塵的發源地。由此所造成的污染便觸目驚心。
眾所周知，巴馬的生態環境優於中國大部分地區。它的現狀反映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巨大的人口基數正在轉化為沉重的環境壓力。我們不能不正視一個事實：中國巨大的人口基數造成了巨大的環境壓力。近14億人口意味着什麼？加拿大和美國與中國面積接近，但人口分別為3,541萬和3億1,000萬，乃中國的1/40和1/4。也就是說，我們的環境壓力是後者的40倍和4倍。
除了前面說過的空氣污染外，交通擁堵也日益成為新的痼疾。今年國慶節，通向北京的高速公路和道路被密密麻麻的汽車佔據，宛如漫長的停車場，其場景不可謂不壯觀，但堵在路上的人們卻被迫忍受煎熬。這並非是免費惹的禍，車多才是主要因素。由於機動車迅速增加，中國的許多城市已經成了「車市」。現在，尋找車位成了全民行動，即使在巴馬這樣的小縣城，車位也時常處於緊缺狀態。為什麼改革開放僅僅30多年的中國會車滿為患？根本原因是人口基數巨大。
事實上，擁擠僅僅是前者最觸目驚心的後果。除此之外，我們還面臨着垃圾圍城的困境。伴隨着城鎮化的快速發展，13億多中國人產生的垃圾總量不斷攀升，2012年中國城市生活垃圾清運量為1.71億噸，2015年則達到2.60億噸。另一方面，隨着人們環保維權意識的持續增強，新建垃圾處置設施的難度愈來愈大，許多城市現有垃圾處理能力已接近飽和或超負荷。於是，人們被迫生活在垃圾的包圍中。為了應對垃圾圍城的困境，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建造垃圾焚化廠，但後者又會產生二噁英等有害氣體，為購房客所深惡痛絕。於是，避開垃圾堆填區和焚化廠，成了新興的民眾需求。每當建設垃圾堆填區和焚化廠，被選中地區的人們都會提出異議，擔心自己的生活成為噩夢。然而，許多中國人一方面感嘆環境惡化，一方面強調所謂的「人口紅利」，沉浸在對多子多福的想像中。顯然，如此思考和說話的人缺乏必要的生態意識，處於「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悖謬狀態。他們眼中只有人口紅利而沒有生態紅利，受制於此類悖謬的邏輯，飽受霧霾、擁堵、水污染之害的人們不斷加劇環境危機，繼續重蹈已經造成災難的覆轍。這無疑是自找的困局。
在這個過程中，人口紅利總是被誇大而生態問題又總是習慣性地被忽略。大多數討論者似乎遺忘了一個事實：當下的中國仍存在大量未就業個體，依然處於人口過剩階段。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國際勞工組織（ILO）聯合進行的研究，《經濟學人》信息部（EIU）早前發表了一份報告，估計中國2014年的實際失業率達到6.3%，總人數是8,800萬，將近一億。考慮到未登記的失業者，實際人數可能更加令人驚愕。2015年3月10日，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表示，在經濟增速放緩的大背景下，2015年中國的就業形勢更加複雜，也更為嚴峻。事實上，目前的就業率統計主要聚焦城鎮人口，廣大的農村地區尚處於被忽略狀態。2010年農村人口達6.7億，但中國的耕地資源稟賦決定了它只需要1.2億至1.4億農業人口，剩下的5億多人只能尋找其他工作。當這些人湧入城市後，就業壓力必將陡增。可是，許多人恰恰憂慮的是勞動力短缺。這無疑具有極強的諷刺意味。根據專家預期，中國人口將在2025年達到14.13億的峰值，我們的勞動力供應在2013年至2030年間將基本保持穩定。在這十幾年間，馬雲所預言的智能革命會蓬勃發展，自動化進程必將蔓延到地球村。如果盲目增加人口，勞動力過剩局面將令我們陷入持續的窘境。
必須明白的是，源於人口基數的危機不可能被產業轉型所消除。無論如何轉型，近14億人都要吃、穿、住，而這都會給環境造成巨大壓力。由於中國的人口還在增長，相應的環境壓力必將與日俱增。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幸福生活的追求必然具有弔詭品格：要活得好，就要在此基礎上發展，由此產生的生態問題則降低了每個人的生活質量。要走出這個怪圈，就必須樹立生態紅利概念，並因此重新籌劃整個民族的道路。人只能生存於特定的生態體系中，後者如果持續惡化，我們的生存質量就必然不斷下降。反過來說，善待生態體系就是善待我們自己。從這個角度考慮，能獲得多少生態紅利，完全取決於我們自己的行動：是貪戀悖謬性的人口紅利，還是追求理智的發展道路？是放縱包括生育慾在內的各種衝動，還是以節制換取更全面的幸福？這是我們必須作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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