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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繡組檢測文物成份
作為故宮博物院90周年院慶的一份特殊計劃，歷時5年調研，4個月拍攝的大型專題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於今年1月起首播。觀看此片，讓大眾走近故宮遺珍背後的故事，感受文物修復師傅們執着的「匠人精神」。■文字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資料提供：《我在故宮修文物》欄目）
2015年，在故宮建院90周年之際，故宮博物院與央視紀錄頻道聯合攝製了《我在故宮修文物》專題紀錄片，首次以文物修復的視角走進故宮。該片分別講述了青銅器（金屬文物）、宮廷鐘錶、陶瓷器、木器、漆器、百寶鑲嵌、織繡、書畫、臨摹、摹印等10個品類的文物修復，各品類的修復專家無一例外，入故宮博物院後都曾拜師學藝。青銅組、鐘錶組、陶瓷組、木器組、書畫組等科室目前仍有師父帶徒弟共同主持修復工作；其中，宮廷鐘錶、漆器、書畫等品類的修復技藝傳承已有4代。
由於師徒制的延續，故宮博物院的文物修復專家團隊年齡層次分明。20世紀50年代，故宮博物院組建了文物修整組（後更名為「文物修復廠」），將隨清王朝覆滅後散落民間的原造辦處能工巧匠請回故宮，從事文物修復工作，並許其招收弟子，將文物修復的技藝口傳心授。自此故宮博物院形成了承襲至今的文物修復體系，而拜師學藝的行規也伴隨文物修復的傳統技藝一併保留。
恪守與傳承
國際文物修護學會主席莎拉．斯坦尼福斯（Sarah Staniforth）在評價中國與西方文物修復的差距時曾說：「中國的文物修復有傳統技藝的沿襲，而這些『古法』恰恰是只能依靠『今術』的歐美國家所缺失的。」尚在崗位的師父們大多已步入職業生涯的晚期，更有老一輩的大師退休後返聘回宮指導新人。新人中也不無後來居上者；屈峰自2006年從中央美術學院畢業後便入故宮博物院為徒，研習木器文物修復，經10年打磨，屈峰已成為木器組科長。與師父們十幾歲直接進入故宮博物院參加工作不同，屈峰這一輩入行前多在中央美術學院、清華大學美術學院、中央戲曲學院等藝術類高等院校接受過良好的理論教育，與屈峰背景相似的年輕人佔到了故宮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一半以上。
近幾年來，故宮博物院大約每年吸收40到50名應屆畢業生，未來幾年這個數字可能還會增加；再過5年，隨着老一輩逐一退休，故宮博物院預計將有三分之一的員工被替換為新鮮血液。進入故宮博物院後，這些受過藝術教育的年輕員工勢必要經歷或長或短的適應階段。文物修復切忌「創造性修復」，因此，科班出身的新晉學徒們要摒棄藝術教育所賦予的創造性思維方式，恪守「修舊如舊」的準則。青銅組的修復專家王有亮已收有弟子，他在片中指出，能做好一個複製品幾乎就能入這一行；之前的採訪片段中，故宮博物院院長、《我在故宮修文物》總策劃單霽翔曾表示：「文物保護、修復技術的產生往往是伴隨着文物的製作而出現的。」
技術背後的心性
新手面臨的另一項考驗則是耐力，即能否坐得住。文物修復慢工出細活，面對故宮博物院的浩瀚收藏，一位文物修復專家窮其一生也未必能經手幾件國寶，對於年輕的學徒而言，這樣的機遇更是需要等待。經年累月地與清寂為伴，文物修復的工作在宮牆內恍如隔世。片中鑲嵌組的孔艷菊說道：「我覺得和當代挺脫節的......一進那個大宮牆，之後外面什麼聲音都聽不到了，就感覺到另外一個世界似的，靜得我都不敢說話。」
大學畢業後，攻讀自動化專業的亓昊楠拜入王津門下，追隨師父學習宮廷鐘錶修復技藝，迄今已有10年。十年如一日，在王津的悉心教導下，亓昊楠終於成為故宮博物院鐘錶修復技藝的第四代傳人。1924年，末代皇帝溥儀被逐出宮時，鐘錶匠人仍留在紫禁城內，鐘錶修復技藝也因此成為唯一在故宮裡綿延至今、未經斷層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宮廷鐘錶屬於精密儀器，修復進度易受空氣濕度等環境因素左右，且由於特製的緣故並無配件可換，反覆無常的修復工作更磨煉人心。
理論發展
數代傳承的師徒制也並非一成不變。故宮博物院書畫修復第三代傳人、書畫裝裱科科長楊澤華總結，過去老幾輩的大師「技藝高、理論低」，而現在的文物修復工作還承擔起研究文物的學術責任。例如，書畫修復涉及對裝裱品式的鑽研、木器修復兼有對造像風格的考究、摹印鐫刻蘊含對歷代印璽的梳理等。「修復保護與研究一體的理念是我一直在追求的」，楊澤華說道。如今故宮博物院的師徒制是一種新型的師徒關係，在現代社會中既面臨新的挑戰，又負有新的責任。如何處理這種新型的師徒關係，和文物修復的使命一樣，需師父與徒弟同舟共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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