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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壇亦江湖：大師們的相重與相輕》作者：汪兆騫，出版：現代出版社（2016年1月）
文：龔敏迪
在范仲淹那裡，江湖是相對於廟堂而言的。但文壇究竟要與廟堂保持多少距離的問題，常常困擾身處其境的人。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以己之長輕人之短，有的時候相輕也未必不好，文學本來就需要多樣性，你有你自信的拿手之處，我有我堅持的得意，內心還是彼此在欣賞「敵手」的努力，因為最高的蔑視是無言。如果廟堂的規則缺乏包容，結果就是「個體的思想自由、豐富的想像力、個性的創造了受到抹殺，梁實秋式的自由活潑而又沖淡雅致的散文銷聲匿跡了。文學選擇了功利，戴上面具，唱一樣的高調，文學變得粗糙和荒誕。」
作者作為編審、主編和作家，長年與文壇大師們交往，以對於民國以來文壇的熟悉程度，用引人入勝的情節，為讀者提供了很多有意思的材料和獨到的分析，有幾處足以讓人改變已有的看法。本書開篇論胡適與魯迅的關係，他肯定了兩人的文化人格中，都有兼濟天下之襟懷，但胡適追求的是達觀、寬容、平靜、深邃，魯迅則為真理不惜赴湯蹈火，是金剛怒目式的吶喊與抗爭的精神，兩者共同構築了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內核。但「大凡天賦異稟的天才作家，皆個性鮮明，蔑視權威，善於表現自我，張揚個性精神。」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江湖，更何況「名滿天下，謗亦隨之」。胡適曾遭「群毆」；想要讓魯迅閉嘴，或者進監獄的大有人在。連家庭中，一直受他照顧的弟弟周作人也要與他反目，原因在於「被漠視者是會以他獨特的方式，懲罰強者，這似乎是一種定律。」廈門大學的吳爾芬說：當時校長林文慶和魯迅吃飯時說，校主陳嘉庚不容易，社會上捐款這麼難，如果有人捐一塊錢，都是我們的恩人，我們都要感謝他。魯迅馬上拿出一塊錢來，要看看他如何感恩，弄得林文慶很尷尬。這是魯迅不夠寬容的一面，但豈不有趣？
魯迅說：「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蔣介石）『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所以我稱他主席！」這明明是把矛頭對向蔣介石的，作者卻說這是在攻擊胡適，這裡似乎有點令人費解。作者也看出了「魯迅對周揚等人的作為極度厭惡。痛斥徐懋庸，意在批評周揚。」卻又對魯迅罵徐懋庸「以文壇皇帝自居」的指桑罵槐不理解，後來周揚受到批評時，可憐的徐懋庸說：「周揚想把我當肥皂，以我的消失洗淨他的責任。」他是個小人物，攪和進了勇赴戰場的巨人與流氓間的紛爭，巨人不被允許存在了，流氓便大得其勢。等到他說：「敵乎友乎，余惟自問」的時候，一切都沒有意義了。他沒有沈從文那樣的文學成就，也沒有沈從文那樣的定力。
劉文典現在很少有人提起了，但他主張每個人都要有聲音，每個人都要得到尊重，敢於當眾對蔣介石說：「總統錯了！」堅持以道抗勢的士的傳統，以及，「常以自己的研究成果為內容，新鮮而有深度，學生很愛聽。」都是可圈可點的。還有一段描寫也很有江湖之趣：他的朋友吳宓也常去聽他的課，劉文典講到得意處，常常緊閉雙眼，口若懸河。這時突然睜開眼，向坐在後面的吳宓發問：「雨僧（吳宓字）兄以為如何？」吳宓照例站起來，恭恭敬敬點頭：「高見極是，高見極是。」然後悄然坐下，每當此刻，劉文典臉上便泛起狡黠的笑，學生們就吃吃暗笑。
文史哲中沒了哲學就空洞，有了哲學就要爭論，而文學的妙境在於創造性的拓荒，拓荒需要在辛勞中苦中作樂，正如陳獨秀說的：「愛情的代價是痛苦，愛情的方法是忍得住痛苦，愛國愛公理也是如此。」而這群大師級的人物中，也「不可避免地演繹着中國文壇江湖的風雨激盪和恩怨紛爭。」作者不囿於既有定論，通過事實和詳細的剖析，為讀者呈現了他們豐富複雜的性情與風骨，是一本很具可讀性的好書。只是後半部敘述的1949年以後，文壇離江湖漸行漸遠，文壇上除了人事的傾軋與糾紛，也沒有多少有價值的可談之文，讀起來難免比較沉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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