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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人》。香港藝術節提供
--《馬克白》、《愛人》與《戰場》
廿一世紀全球化帶來跨文化跨媒體的藝術潮流，在今年香港藝術節眾多節目中明顯展現出方興未艾之勢。在此且選出其中三部製作談談。
由皇家莎士比亞劇團所帶來的「權威製作」的莎翁三聯歷史劇，當是配合莎翁逝世四百年的大潮流；而由香港藝術節及莎士比亞環球劇場聯合委約，由鄧樹榮戲劇工作室在香港大會堂劇院推出的《馬克白》（3月20日），就更明顯是衝着「莎士比亞年」而去的產品。鄧樹榮很明顯地表明他導演莎劇是「不斷發掘新事物，實驗不同的表演形式」，這個製作藉着一對現代（服裝）夫婦（吳偉碩與韋羅莎）夢迴遠古中國，邂逅馬克白世界中的不同人物，夫婦二人便無疑化身為馬克白伉儷。
與《馬克白》相似的，有柏林電台合唱團聯同台灣優人神鼓製作的《愛人》（Lover），和布祿克（Peter Brook）的《戰場》（Battlefield），都是採用東西方結合的形式手法來表達，以尋求新的突破，原材料雖略有差異，效果亦有高低，意念卻幾乎一樣。
《愛人》將中國古詩和美國詩人的情詩，由身兼音樂總監指揮的德國作曲家佑斯特（Christian Jost,1963-）譜為分成六個部分的歌曲，由柏林電台合唱團以西方複調合唱方式在樂池中演唱，結合舞台上台灣優人神鼓來自東方文化的形體舞蹈及鼓樂，是東西方詩詞音樂與表演的結合。反觀《馬克白》，人物夢迴中國不知年月的「古代」，角色穿着難分朝代的中國古代服裝，人物髮飾、燈籠刀劍等都是中國式的，舞台背幕仿如水墨般的山景，亦如中國的山河，神來之筆是這塊布幕不時拉開，觀眾直視所見就如一個看不到底的人性陰暗的深淵。
《愛人》不一樣的是舞台上的角色，無名無姓，同樣是要帶出跨越時空國族的訊息，但那卻是有關愛情與大愛的展示，那可是人性可愛的另一面。 就演出的技術要求而言，優人神鼓的成員，破天荒第一次要看着樂池中的指揮來表演，樂師仍像過往其他節目一樣，奏樂之餘，亦是表演中的角色，但仍以背譜形式演出，於是佑斯特便成為將台上與台下連結的關鍵人物。
如就刊印在節目單上的歌詞來說，所選五首情詩，在中國傳統詩歌中被視為是「大膽」直率的《關睢》（選自《詩經》），相對於另外四首美國現代詩人康明斯（E.E. Cummings 1894-1962）的情詩，尤其是《May I feel said he》（我能摸嗎他說），和《I Like Body When It Is With Your Body》（我喜歡我身體連着你的身體），便顯得很含蓄、內歛，但化成佑斯特的音樂，差別對比便不鮮明。
事實上，對觀眾而言，亦不一定能聽得到歌詞的內容，唱的是中文還是英文。這個製作的「劇場」部分，林克華設計的舞台及燈光發揮了很大作用，在沉穩中散發出華麗的可觀性。可以說，這如果是一個結合音樂、舞蹈、劇場的製作，音樂仍然是凝聚各種元素的黏着劑，仍具有很大的功能性作用。
至於年已八十一歲的劇場大師布祿克的《戰場》，製作的根源則來自印度千年古籍神聖史詩《摩訶婆羅達》。布祿克三十年前，於1985年在阿維尼翁藝術節上演出了直接以該史詩為名的九小時製作。這次則改以一個多小時的「濃縮」手法來呈現。將這部東方大書搬上舞台，布祿克採用的亦是很簡約的舞台，連同在舞台上不時擊打印度單面鼓的鼓手（土取利行），合共五位演員，分演十多個不同角色，觸及人類生命中要面對的種種重大課題，呈現的戰場，既是撕裂婆羅達家族那場滅絕戰爭的戰場，更是人生的戰場。在幾乎全空的舞台上，印度鼓聲不斷穿梭，營造出帶着壓迫感的張力，在悲劇性中帶着反思與內省。
現場音樂在《馬克白》中同樣發揮重要作用。樂師梁暐嶽在舞台右邊的首排觀眾席，配合着舞台上的劇情發展演奏音樂，除打擊樂器，還要演奏灰暗沙啞音色的大提琴，增強劇中的悲劇色彩。不同的是，梁暐嶽不只一人演奏多種樂器，還要負責將一把黑色雨傘遞給舞台上的演員。除現場音樂外，《馬克白》還加上預錄的女聲，以及貝多芬第九交響曲中的《歡樂頌》片段。但與《戰場》相同的是，沒有了音樂，這兩個製作都會大打折扣，但場刊中卻只列出兩位樂師是「現場演奏」，音樂創作是否亦是兩人擔起，則無明確註明。
如果說《馬克白》是將歐洲莎翁之作中加進中國元素，《戰場》則以歐洲手法來再演繹印度經典；至於《愛人》卻是中國與美國的情詩，採用歐洲合唱與眾多東方元素的交匯。三者相同的是，都是廿一世紀全球化帶來的藝術潮流產品。 文：周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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