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作家楊渡這本回顧台灣近代史的半自傳體文集，台灣版叫《水田裡的媽媽》，看得出他試圖從個體經驗的角度，將風雲跌宕的大時代變遷落實在一個個樸素平凡的私人故事中。本書雖然取名「一百年漂泊」，但作者主力呈現的台灣風土人情種種光景，基本上是從上世紀七十年代、也就是作者開始記事時講起。■文：李夢
全書共分十個章節，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台灣經濟工業化轉型，一直講到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的台灣不得不面對經濟、科技乃至文化全球化的影響乃至衝擊。敘述過程中，「現在」與「過去」兩種時態交糅疊合：作者在父親病重回鄉探親的日子裡，重訪少時居住村落，借舊人舊物回溯祖父、父親與自己三代人與土地、與原鄉之間的微妙情感。
父母的故事
全書花費大量筆墨，講述父親一生辛勞創業以及父母之間共患難相扶將的感情。父親的性格很硬，爭強好勝，講究排場好面子，是東亞文化中大部分男人性格的寫照，用今天的話說，多少有些「大男子主義」。母親則敦厚柔軟得多，像當年很多樸素踏實的農耕人家女兒那樣，顧家，堅強，做事周全識大體，偶爾也會因為性格綿軟而被丈夫欺負。不過，明眼人一看便知，丈夫的欺負也好譏諷也罷，其實帶有依戀甚至撒嬌的意味，而母親的抱怨或牢騷也多是嘴上說說解氣，心裡並不介懷。這種東亞式的夫妻相處之道，若非身處同一文化語境中的讀者，恐怕難以理解其中可意會難言傳的真趣。
作者父母吵吵鬧鬧的一生，往小裡說，關乎一個屋簷下的、家族內部的牽絆，放大開來，幾乎是台灣這片土地雙面性格的某種徵象：既有面對外來科技與文明衝擊時迎頭追趕的韌勁，也有骨子裡溫吞的、與人為善的誠意與敬意，時而堅硬如石，時而溫柔如水。父親外向而張揚，活脫脫一個「叛逆者」的形象，母親則明顯是小富即安的性格，守着家人孩子，一生安穩便足夠。書中的大小情節，包括父親執意賣掉農田開工廠，母親為躲避父親欠下的高利貸而被迫離鄉，以及父母為是否添置最新款賓士車而爭執不休等等，都試圖為讀者呈現這兩種原本差別鮮明的性格，怎樣在日復一日的往來、磨合甚至衝撞中，完成匯流與融合。行文至後半段，讀者可能會發覺，父親行事為人的衝動少了，暴脾氣也略有緩和，母親則在替父親還債、照顧家庭生意的過程中，愈發養成堅硬而爽快的脾性。這些，都是「匯流」的例證，也是關乎台灣性格及身份的、細小卻恰到好處的寫照。
記者的筆法
作者是記者出身，故而寫作時頻繁採用特寫與深度報道的筆法，試圖以細節、以蒙太奇式拼貼手法，將大時代的高低起落，藉由小而微細的故事承載。第五章「青春俱樂部」中，工廠年輕男女周末組團騎摩托車郊遊；第八章「溫泉鄉的吉他」中，一群中年男人飲至半醉，聽着日本導演小林旭電影中的老歌，回憶日治年代時的青春模樣；倒數第二章「告別的年代」裡，祖母在新世紀某個深夜，因病痛難眠，深深長嘆......種種都是記者再熟悉不過的「以小見大」式寫法，不見空洞的、形而上的詞句堆砌，盡是扎實且及物的書寫。
如若全書通篇依循新聞寫作式冷靜克制的筆法講述，則合情合理且不乏生動，然而，不知是否因為作者與這片土地的關聯太緊、情感又太過親近，他在講述的時候，自覺或不自覺地穿插了大量第一人稱的感悟與剖白。這些極度抒情性的文字，之於寫作者本身自然不乏私歷史式的懷舊味道，但對於並未親歷彼處彼時紛紜流轉的讀者而言，則未免顯得過於煽情。全書前半段節奏掌控得法，敘述不急不緩，來到二十一世紀後，故事更迭得快了，不少細節被一筆帶過，讀來不覺緊湊，反而有些匆忙。作者試圖以祖母和父親的離世喻指一個時代的終結，至於這一終結對於當下的以及未來的台灣，將有怎樣切膚的影響，書中似乎未有明確交代。
本書雖取名「台灣的故事」，我卻寧願將書中情節，置於更廣的社會及文化背景中看待。書中對於女性身份的思考，對於工業發展與環保之間微妙關係的指戳，以及對於傳統流逝、鄉情不再的遺憾與懷緬，不單對於台灣讀者，對於香港、北京以及其它大中華地區的讀者而言，都是值得反思並細味的題目。
楊渡，台灣詩人、作家，生於台中農村，曾任《中國時報》副總主筆、輔仁大學講師，主持過專題報道電視節目「台灣思想起」、「與世界共舞」等，現任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
著有詩集《南方》、《刺客的歌：楊渡長詩選》，散文集《三兩個朋友》、《飄流萬里》，報道文學《民間的力量》、《強控制解體》、《世紀末透視中國》、《紅雲：嚴秀峰傳》、《激動一九四五》、《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及戲劇研究《日據時期台灣新劇運動》等。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