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佩靜(前中)與同學到加爾各答一間學校義教，教授當地兒童簡單漢字。 筆者供圖加爾各答是印度英屬時期的首都，雖擁有全印度唯一的鐵路網絡，卻是連印度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波爾(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也評為令人煩惱的城市。我和4個來自不同學系的同學去年心口掛着「勇」字，就走到這陌生的城市，開展為期28日的義工之旅。
我們寄宿的修會位於貧民區，門外滿街都是一個又一個簡陋的帳篷，人們用棄竹、拾回來的磚頭築起他們的家。大街是他們生活的居所，他們在街道旁撒尿、洗澡，而彼此不會感到尷尬、不雅。當然，我們這班外地人除外。
一街之隔，舊英國建築取代貧民窟，矗立在馬路兩旁，混合着連鎖快餐店、大型書店，雖然建築物略為殘舊，但街道上車水馬龍，人們熙來攘往，繁忙的節奏隱約散發出都市氣息。加爾各答矛盾的街景引發我對這城市更大的好奇心。
花了數天適應跟香港南轅北轍的環境，我們開始在「仁愛之家」（Missionaries of Charity）做義工。「仁愛之家」是德蘭修女在加爾各答創立的第一間收容所，收容生病或無家可歸的人，旗下共有7間院舍，照顧不同群組的需要。
我們分別去了「兒童之家」(Shishu Bhavan)及「垂死之家」(Nirmal Hriday)。「兒童之家」的對象是身體殘障的孩子，我們主要負責餵食、清潔用具、陪他們玩耍、換尿布等。雖然這些都是簡單工夫，但對於我來說，這些工作不僅滿足了孩子物質和心靈上的需要，更是自我挑戰和突破的一個過程，例如在餵食時，由於孩子難以控制自己的口，他們有時會把飯吐到義工身上。遇到髒物，人當然不想觸碰，但志願者以服務對象為中心，就要突破自己的界限。
「垂死之家」感到死神擦身而過
在「垂死之家」，雖然工作類同，然而服務的對象有異，因此所遇到的挑戰也很不同。在「垂死之家」的人，多為年紀老邁或患病的人，這裡幾乎每天都經歷死亡。以前總覺得死亡離自己很遠，但在「垂死之家」，當看到其他志工抬着屍體經過時，就會忽然感到死亡跟自己擦身而過，令我重新反思生與死，亦學懂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除了到「仁愛之家」服務，我們還到位於加爾各答東北的塔霸(Tangra)的Stars學校義教。因欠缺經費和人手，學校無法像香港那般，把學生分成不同年級，當地學生由3歲至10多歲不等，差不多共100名同學，擠在面積約1個籃球場的課室內一起上課。與其說是學校，不如說是託兒所。很多印度草根階層的父母對小孩學習都沒什麼期望，認為小孩應盡早工作，幫補家計。
縱使如此，小孩都很投入我們準備的課堂，如早操、語文課等。在設計課程中，我們運用了不少學科上的知識，例如中文系教授曾在文字學課堂中講解不同文字的演變過程，有些字更包含了一些故事，當時我感到漢字很富趣味性，於是在義教中文課時，用了一些圖像顯示文字的進化，讓他們畫畫甲骨文。雖然教的漢字很簡單，只是「田」、「人」等，他們卻能感受到漢字的智慧和趣味，連他們的老師都主動要求一起畫。
整個旅程，由計劃服務行程、聯絡機構、義賣籌款，至資金安排等都由我們5人一手包辦，即使過程或有不足，但大家卻在旅程中一點點進步，視野不但較以前廣闊，亦學會從不同角度思考社會議題和人生觀。有人選擇在暑假歐遊，擴闊視野；有人選擇實習，汲取社會經驗；我們則選擇在貧窮落後的印度服務，但我們並不後悔！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嶺南大學社會科學院三年級 劉佩靜
（嶺大印度服務研習計劃參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