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役證》是那個時代的產物。 網上圖片羅大佺
父親沒有當過兵，走後卻留下一本《兵役證》。
《兵役證》六七厘米長，四五厘米寬，扉面用紅布裝幀，印着「兵役證」三個金字。雖然過去半個多世紀了，由於保管妥當，內頁紙張完好如初，文字圖章非常清晰。
《兵役證》裡面除了印着一個大大的五角星，用繁體字豎排印着「預備役軍士和兵證明書」外，還填寫着父親的姓名、出生年月、所在地址及證件的編號。更為珍貴的是，上面還有時任國防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彭德懷的簽名和國防部印章。《兵役證》的落款時間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填發機關為洪雅縣兵役局。
父親出生於1927年農曆9月。童年喪父，少年喪母，一生艱辛。年輕時為謀生計，拜一民間端公藝人為師，隨着師父走南闖北，到處漂泊，掙的工錢不敢亂用一分，如數交給家裡做補貼。父親和母親結婚得遲，結婚時爺爺奶奶和大伯早已離世，二伯、三伯已和父親分家。母親是個獨女，因家貧12歲時就去給大戶人家當童養媳，後被拋棄離婚。與父親結婚時母親沒有嫌他家裡窮，只要了一句「以後要對我好」的承諾，就嫁了過去。據說結婚那天父親給母親拴的一個圍腰帕都是借的。婚後母親生了我們兄弟姐妹7人，艱難的歲月裡大姐被抱養出去，五哥夭折。但無論日子多難，他們共同面對，不吵不鬧，相濡以沫，成為村裡夫妻恩愛的傳奇。父親只讀了兩年半私塾，但在跟着師父走南闖北的日子裡不斷自學，積累知識和經驗，成為村裡少有的文化人。鄉里鄉親但凡婚喪嫁娶，紅白喜事，都會去找他推一推年月，算一算八字，父親不提任何要求，有求必應，深得大家尊重。
新中國成立後，當地政府把父親他們的這些活動列為封建迷信予以取締禁止，父親二話不說，收刀解掛，專心務農。農業合作化他積極加入，農村信用社他帶頭入股，大煉鋼他捐出了家裡的鍋瓢鏟子，建立人民公社他積極參加生產勞動，由於老實本分，又是貧下中農出身，多次被大隊委員會評為先進生產者，擔任生產隊保管員等職務。
那時新中國剛成立不久，西方列強帝國對年輕的共和國虎視眈眈，退居到台灣寶島的蔣介石和國民黨軍隊也不時派出特務到沿海一帶騷擾。為加強國防，保衛新生的紅色政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1955年7月審議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草案》，出台了義務兵與志願兵、民兵與預備役相結合的兵役制度，提出了積蓄和壯大後備力量，全民皆兵，保衛祖國，青壯年人人接受軍事訓練，人人學會使用普通武器的號召。那一年父親29歲，正值熱血青年，於是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參加預備役，接受大集訓，在參加生產和維持地方治安的同時，隨時準備響應祖國的徵召。熱愛新中國，擁護人民政府，成為父親那一代人神聖的光榮、義務和驕傲。
從我記事起，我只知道我們村叫共同村，可父親《兵役證》地址一欄，卻填寫着「博房村」。經調查，原來我們村解放前叫「西十二村」，歸中山鄉管轄，解放後改名為「博房村」，之所以改名博房村，源於村裡有座「博房廟」。1954年博房村劃歸新建立的中興鄉管轄，1956年農業合作化時併鄉併社，中興鄉合併給了紅星鄉。1958年10月全縣實行人民公社化，建立紅星人民公社時，「博房村」和「張壩村」合併，改名「共同大隊」，寓意大家齊心協力建設社會主義。1980年代初期，農村實行改革，落實土地責任制，撤銷人民公社，恢復鄉鎮政府，紅星人民公社變更為紅星鄉人民政府，共同大隊更名為「共同村」，後來幾經變革，仍用此名，一直沿襲至今。
父親的《兵役證》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它不僅展現了父親他們那一代人的時代風貌和生活環境，還詮釋了家鄉那段歷史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