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姐妹》劇照 攝影：錢程1992年，我在聖彼德堡小話劇院觀看過《兄弟姐妹》的原版演出。不懂俄語的我，看得熱淚盈眶，只緣許多戲劇場景與我們的歷史經歷和生活經驗，竟是如此的相似，假若演員們換上中式服裝，活生生的就是我們的兄弟姐妹。
文：林克歡
《兄弟姐妹》一劇，由導演列夫．朵金和阿爾卡季．卡茲曼、謝爾蓋．別赫捷列夫根據蘇俄作家阿勃拉莫夫的長篇小說《普里亞斯林一家》四部曲改編。兄弟姐妹指的是普里亞斯林一家的五、六個孩子（小說中六個，出現在舞台上是五個）；也是佩卡希諾村「新生活」集體農莊管委會主任安菲薩．彼得羅芙娜口中的全村的父老鄉親；又是偉大的衛國戰爭開始時斯大林號召全體蘇聯人民為戰爭犧牲一切的動員令中「人民」的代稱。無論在哪一種意義上，「兄弟姐妹」都指稱群體而非個人。儘管在這部近六個小時的長劇中，也活躍着米什卡、麗莎、安菲薩、瓦爾瓦拉等一眾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但感人至深的，卻是那一個個令人震撼的群眾場面和令人難忘的群體形象。
震撼的戲劇場景
戰後，在迎接全村第一位從前線歸來的復員戰士的村宴上，村民們像過節一樣，家家拿出儲存已久的土燒酒，人人聚精會神地品嚐着難得一見的牛肉。對於長年吃慣土豆或用苔蘚和嫩木心做成「麵團」的村民來說，這無異是只有神仙才能享受的美味。這時，戲劇動作幾乎停頓了，或者說，人們望着牛骨頭的驚奇目光和細嚼慢嚥的滿足神情，便是全部的戲劇動作。在這長長的停頓中，包含着多少幸福、多少辛酸、多少非言語所能表達的複雜情感與生活內容。突然，倉庫管理員瓦爾瓦拉一聲「吃肉啊，吃個飽吧！」的吆喝，打破長長的停頓，伴隨着七高八低的呼喊，滿台都是掛着痕嶊漫笑眽瑭y。人們紛紛舉杯相慶。第一杯酒自然是為勝利乾杯，接着人們舉杯感謝帶領大家熬過戰爭艱難歲月的農莊管委會主任安菲薩，感謝包攬了全村男人雜活的小夥子米什卡。不知又是誰高喊了一聲：「眼淚也流夠了，來唱歌吧！」村民們唱起歌、跳起舞。在忘情的歌舞中，人們望着第一個返回家鄉的戰士，不禁黯然傷神。戰爭開始時，這個小小的北方村莊，有六十多個精壯漢子和青年，在妻子、母親的陪送下奔赴前線。四五年過去了，死亡通知書一份接一份地送到村裡，還有多少人杳無音信。這個歡樂的宴會從一開始就混合着心酸的眼瓷C這就是朵金刻意營造的一個場景。不管你說這是傳統的現實主義也好，現實主義的開放體系也罷；也不管你認為這是傳統的以喜寫悲，還是現代/ 後現代的日常場景陌生化，朵金告訴人們，一個戲劇場景，僅僅一個場景，可以容納多少生活容量、歷史底蘊、情感衝擊、思想內涵......它超乎體系，超乎手法，一切都是連血帶肉的歷史細節，一切都是毫無偽飾的生活真實。
劇中最大的亮點，是那長達十幾分鐘、生氣盈溢、令人為之一震的播種場面。由圓木搭建的活動平台從高處慢慢地降下，一群衣衫襤褸的農婦，拖着疲憊的步履，跨過活動平台，走向台口。四仰八叉地倒地圍坐，心開意豁地傾聽安菲薩講述上帝比較牲畜與女人發情次數的諢笑話。爽朗、謔浪的瓦爾瓦拉模仿男人粗野地撲倒在老婦人瑪爾法身上。瑪爾法迅速地撩起瓦爾瓦拉的裙子，猛揍她的屁股。女人們嬉笑着扭成一團。這裡絲毫不涉半點兒猥雜瑣屑，性的飢渴，性的戲謔，是性壓抑焦慮情緒的釋放。是對殘酷無情的戰爭摧殘人性的控訴。正像民間小調所傳唱的，「親愛的去打仗，我留在小橋旁。轉眼到了第五年，小寡婦還在守空房。」也一如被指責行為不檢的瓦爾瓦拉悲憤反問，整個村落除了老弱病殘外，叫我到何處去找一個不是少年的男人？
在片刻的嬉鬧之後，農婦們抖擻起精神，揹起裝着種子的背包，開始播種。活動平台漸漸升高，站立在不斷升高的平台上的眾農婦與站在枱面上的農婦構成一個整體，齊刷刷地揮動着手臂，將種子撒向希望的田野。即便收穫的糧食顆粒不剩地輸往前線，即便苦難的歲月望不到盡頭，也無損她們忘我勞動的豪情。你願意將這一場景看作勞動的詩化也好，解讀成精神的提升也罷，這裡的一切，都緊緊依託在這片被汗珠和淚水洗刷過的土地，依附在樸實無華的相信「戰爭結束了，就不會再挨餓」的願景上。
歷史的沉思
然而戰爭結束了，飢餓依然存在。全劇第二部分的開端，展現的便是這樣一幅由喧囂的音畫背景映襯下的靜止畫面。投映立在舞台後區的活動平台上的宣傳影片：紅旗飛舞，麥浪滾滾，雄壯的歌聲夾雜着馬達轟鳴聲，拖拉機、康拜因奔馳在一望無際的田野上。投影光束漸暗，舞台燈光漸亮，坐在舞台前區觀看電影的，是兩三排擠在一起、面帶饑色、目光茫然的村民。緊接在後面的是，現實生活中強徵公糧與掏盡村民腰包中最後一戈比認購「復興公債」的場景。小說《普里亞斯林一家》寫於上一世紀六七十年代，舞台劇《兄弟姐妹》首演於1985年。導演朵金說，「劇場的目的--就是震驚」。但無論是尚未解體的蘇聯，還是今日的俄羅斯，也無論歷史多麼嚴酷，生活多麼沉重，揭示信仰被摧毀所帶來的震驚，都需要有天大的勇氣。
朵金不是憤青，也不是虛無主義者。全劇首尾相顧，既承受着歷史境遇濃得化不開的悲愴，也充盈着迎擊歷史命運的悲壯。全劇的開頭是，春天來了，全村的男女老幼湧向用粗木欄杆圍護起來的渡口。凝神諦聽遠處傳來的一聲聲汽笛聲。從上游駛來的輪船上，或許載有人們急需的糧食和草料，或許搭載着久別歸來的親人。無盡的苦難與憂愁壓不倒人，只要希望還在，春天就會到來。末尾是米什卡想寫信營救因給饑饉的村民發放口糧而被拘捕的農莊管委會主任盧卡申，但除了他的妹妹麗莎外，人人藉故推脫，無一受過眷顧的村民敢在信件上簽名。舞台燈光漸暗，孤身坐在渡口的米什卡抬頭仰望長空，遠處傳來淒切悲愴的鶴鳴。渡口還是那個渡口，村民還是那些村民，是什麼樣的生活、什麼樣的機制，將人變成非人。觀眾與米什卡同時陷入深深的沉思，是什麼樣的希望與精神力量，將幫助佩卡希諾村的村民們，從戰後的廢墟中重新站立起來？
我已出七近八，對我這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別林斯基、赫爾岑、舍斯托夫等俄國文學家、思想家，曾經深深地影響過我們青年時代的思想與心靈。也由於歷史境遇的相似，俄羅斯那片充滿苦難與悲愴的土地，仍時時牽動着我們的心緒與情思。
三月四日，我在天津大劇院重睹《兄弟姐妹》的演出。兩次觀看時隔四分之一世紀。
今日看來，平鋪直敘的單線敘事，全知全能的敘事視角，鮮明的對比與直喻......都顯得略為陳舊。然而我深夜走出天津大劇院，激動依舊，悲愴依舊，心頭彷彿堵塞着一股難以排解的複雜思緒與情感，一半為俄羅斯，一半為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