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書練
「為馬來亞而立」的南洋大學幾經風雨，最終關閉；「為中國而立」的香港大學在百年教育史上，同樣歷經風雨和爭議，卻安然度過。
原來，這兩所大學之間有點關係，因為港大兩位華人校長黃麗松教授和王賡武教授都跟南大有淵源，而兩位學者最初都涉及奉命改造南大。
牛津大學理學博士黃麗松早於一九五九年曾作為旨在改組南大理事會的《魏雅玲報告書》委員會成員首次接觸南大，他當時是新加坡馬來亞大學化學系教授；十年後，則以吉隆坡馬來亞大學副校長的身份受聘於風雨飄搖中的南大，出任第七任校長，但只做了三年多（1969年至1972年）；後因獲母校港大邀請，回港大出任首位華人校長，卻一做十四年。
有南大畢業生憶述，在馬來西亞政府還不肯承認南大學位的情況下，兼具學術與行政兩者之長的黃麗松願意迎難而上，接受了南大校長一職「令人欽佩」。黃麗松在任內也積極推動建立研究院，以提高南大的學術風氣，同時使南大加入英聯邦大學協會，令南大的形象國際化。兩年前他逝世時，《南洋商報》指他是「南大校史上備受敬重的校長」。
而港大第二位華人校長、歷史學家王賡武教授當年也因為奉李光耀要整頓南大之命，負責撰寫重新設計南大課程的報告書（《王賡武報告書》）而涉嫌協助「殺校」，成為南大的「罪人」。根據馬來西亞著名評論家兼報人謝詩堅回憶，該報告書內容其實不算出位，但因出籠後在華人社會引起極大反響，並引爆一場影響深遠的學潮，導致學生示威遊行並停課，還有不少學生被開除學籍。令王賡武名字就這樣與南大掛鈎。
王賡武後來跟謝詩堅憶述時，說他於一九六四年接受李光耀邀請時，是作為吉隆坡馬來亞大學教授，從馬國多種族文化背景的角度看南大的華語教學問題，既不符合國情，也不容易與國際接軌；但報告第二年出來時，新加坡剛好脫離馬來西亞，國情已不同。
王教授兩年前在李光耀逝世時接受本地一家報章專訪時，雖然沒有直接談及李光耀如何處心積慮要封殺南大，但他對李當年面對的內外交困所作出的妥協表示理解；正如他自己，東南亞華人在面對回國無期和落地生根的兩種處境下，如何在保留母族文化的同時，又適當地融入當地社會和接納當地人，是有承擔的政治家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四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