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沒有哪宗普通百姓的刑事案件能像這宗「刺死辱母者案」那樣引發如此猛烈的輿情風暴，且支持聲浪幾乎一邊倒地站在被告人一邊。如今二審結果尚未公佈，但根據目前官方釋放的信息判斷，于歡被改判的可能性很大。
從最高檢的萬字長文看，二審結果的逆轉固然有些許被輿論倒逼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二審司法機關把個案審判置於天理、國法、人情中綜合考量，把溫熱的世俗情理融入冰冷司法實踐彈性裁決的結果。對於是否構成正當防衛的控辯焦點，一審判決書認為，雖然當時于歡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對方侮辱，但對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經出警的情況下，「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相比較這一生硬的結論，最高檢和二審檢方通過詳盡調查，從多個維度接近案情事實，最後認定于歡的行為儘管過當，但具有防衛性質。這充分表明，在以事實為依據、法律為準繩的前提下，司法機關開展獨立公正的司法並不意味着和普遍的民意脫節，不偏不倚的法律也不需要和人本關懷相違背。
另外，此案中警察的處理，也飽受公眾的質疑。儘管官方已認定當晚處警民警不構成犯罪，但合法是否就合情呢？執法機關處理案件，能否在照章辦事中增加一點人情的溫度，多為個體提供點權利救濟，這都是我們很多執法人員亟需補上的短板。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