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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良心的考驗與自省

2017-06-19
■油畫《自由引導人民》體現了法國人對自由的熱愛■油畫《自由引導人民》體現了法國人對自由的熱愛

--法國德雷福斯事件回眸

帥氣的馬克龍(Emmanuel Macron)以壓倒性得票擊敗極右民粹派候選人勒龐(Marine LePen),成為法國史上最為年輕的總統。這也是2002年來,法國左右兩派第二次團結起來抗衡極端勢力以維護共和制。這種超黨派的共識並非一朝一夕間從天而降。發生在十九世紀末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讓法國社會為一個小人物的罪與非罪爭論了十二年。正義不僅還無辜者以清白,也讓法國自由、平等、博愛的共和精神被徹底確立,更在深層次的精神和靈魂上讓法蘭西民族的良心成功通過了樸素道德的考驗。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資料圖片

作為一個受誣陷的猶太軍官,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一直為自己討公道;作為一個作家,左拉([mile Zola)對共和國總統的吶喊劃定了「知識分子」這一詞彙的精神坐標;法國社會無數支持德雷福斯的普通人,成為了那個時代的最美風景。

悲劇:仇恨埋沒公正與良心

1870年,法國在普法戰爭中戰敗,被迫割讓領土予普魯士。戰敗的結局導致民眾對第二帝國政府的憤怒,他們徹底推翻了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的帝制政權,恢復了共和政體,史稱「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但這是一個脆弱、在仇恨中建立的共和國,幾近崩解的邊緣。一方面,對外戰爭的失敗讓法國社會的保守勢力充滿了恢復君主制的情緒。此外,由於被迫割讓領土,法國社會上下對普魯士(德國的前身)及德國充滿仇恨。這種情緒的可怕之處在於:任何人只要被貼上「私通德國」的標籤,在法國便無法立足。更加棘手的社會經濟環境令左翼民眾起而反抗,引領了反對剝削者的巴黎公社革命這一壯舉。從此,如何對待巴黎公社,成為了區分左右兩派的標誌。

在第三共和國這個經濟不振、草根與精英極為對立的社會中,遍佈社會各個領域且頗有成就、特別善於營商的猶太人,在彼時的法國社會處境尷尬。雖然他們極力融入法國,也獲得了公民權,但是法國社會卻視他們的存在為「國中之國」。這種反猶主義的思潮在不少國家出現過,更在二戰中的德國演變到了恐怖的極端。德雷福斯事件的出現說明,法國社會亦曾經歷這一思潮的衝擊 。

出生在1859年的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是一個猶太人,其父是富裕的紡織製造商。德雷福斯畢業於一所軍校,其後任職法國陸軍參謀部。「猶太人」似乎成為了他的原罪。1894年9月,法國情報機構發現有人向德國提供陸軍炮兵的訊息。身為炮兵軍官的德雷福斯被懷疑並被逮捕。

1894年12月,德雷福斯被判有罪,軍階也在1895年1月被拔除。值得一提的是,在審判過程中,德雷福斯的律師在法庭的發言屢屢遭到法庭制止;更是鮮有重量級人士為德雷福斯作證。匆忙而缺乏程序正義的審判並沒有引起當時輿論的反思,對外戰爭的失敗讓人們沉浸在「揪出賣國賊」的激動中。反猶的《自由言論報》以《叛國:猶太軍官德雷福斯被捕》為題對事件大肆渲染;在1895年1月6日德雷福斯被拔除軍階的儀式上,圍觀的兩萬多民眾高呼「猶太人該死」。顯然,對德國人和猶太人的仇恨已讓民眾失去了是非正義的道德判斷,也讓公正和良心被徹底踐踏。

喜劇:「我控訴」的道德重塑

當德雷福斯因莫須有的罪名被流放時,法國社會似乎平靜了,沒有人再記得這位「賣國賊」,雖然卑微的小人物也根本無國可賣。不過另一個小人物的出現,讓德雷福斯的命運得到了徹底改變。1895年7月開始擔任參謀部統計處處長的皮卡爾上校(Georges Picquart)在工作中發現當年洩露情報給德國人的內賊,可能另有其人。值得一提的是,雖然不喜歡猶太人,但是皮卡爾是一個敬業、負責的軍人,他並沒有因為自己的私人偏好而扭曲事實、誣陷他人。很快,在秘密偵查中,皮卡爾發現洩露情報的真兇乃是步兵團軍官的費迪南-埃斯特哈齊(Ferdinand Esterhazy)。皮卡爾將事實向上峰報告。但是,法國陸軍高層基於反猶主義的偏見以及為了維護所謂「法國和陸軍的榮譽」,將皮卡爾調職。

與此同時,德雷福斯的妻子和哥哥一直在為他爭取清白。頗有趣的是,反猶的報紙《閃電報》在1896年刊登有關德雷福斯的新聞時,雖然對其大加撻伐,但卻提到軍方向法庭提交的、足以定罪的重要證據未曾讓德雷福斯的律師過目。這一明顯的程序不公引起了法國社會的軒然大波。包括作家拉扎爾(Bernard Lazare)在內的人士開始推動為德雷福斯平反。拉扎爾本人則出版了《一宗司法錯誤》的小冊子進行散發,力證德雷福斯清白。而發現出賣情報者另有人在的皮卡爾,漸漸感受到自己被軍隊內部的同僚所敵視和孤立。為了堅持真相,他留下了寫給總通過的遺囑,信中嚴厲斥責參謀部偵辦案件的草率、壓制真相,並指出真兇乃埃斯特哈齊。後來,頗感無助的皮卡爾將整個內情透露給一位律師。逐漸地,事件的真相開始被人們所知:德雷福斯案充滿了謊言,司法審判完全不公,陸軍高層隱瞞真相,無辜者入獄但有罪者脫逃。

自此,德雷福斯案變成了一個公共事件。越來越多相信德雷福斯清白的人透過新聞輿論呼籲重審此案。而另一陣營的人士則在反猶、仇恨德國以及維護法國和軍隊榮譽的思維下,反對重審。構陷冤獄的法國軍方顯然利用了這一情緒來為自己開脫。但面對埃斯特哈齊證據確鑿的犯行,軍方組織了一個法庭對其進行審判以面對悠悠眾口。堅信德雷福斯清白的人一度對這一審判燃起希望:如果真兇有罪,德雷福斯必然無罪。然而,1898年1月11日,法庭宣告埃斯特哈齊無罪。這徹底觸怒了法國社會有良知的人們。

作家左拉在後來成為法國總理的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的幫助下,隨即於1898年1月13日發表長文《我控訴:致共和國總統的信》,全文刊載在克列孟梭任副主編的《曙光報》上。這是影響和改變了法國歷史的不朽之作。文中,左拉嚴厲譴責了軍方高層和軍事法庭基於反猶偏見、以「愛國」、「榮譽」為名去掩蓋自身的醜聞並捏造事實誣陷德雷福斯、放生真兇埃斯特哈齊。左拉在文中激動表示:「在巴黎,征服人心的真理在前進......以人類的名義讓陽光普照在飽受折磨的人身上。」左拉更深刻指出當時法國社會的心理弊病:「誤導、操弄公眾意見並使之走上狂熱是一項罪行;毒害謙遜平民的心靈、鼓吹反動與狹隘的狂熱,自己卻躲在反猶主義的堡壘背後,也是罪行。法國是人權自由的搖籃,若不消滅反猶主義,法國便會滅亡。以愛國為借口增加仇恨是一項罪行;當科學為真理及正義而努力時,將刀劍作為神祇來崇拜,也是一項罪行。」

真理如洪流一般在前進。《我控訴》發表之後的數星期中,《曙光報》刊登了大量人士的簽名,他們的訴求非常簡單:在法國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家,應該還小人物德雷福斯一個公道。在這些簽名者中,有後來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阿納托爾-法郎士(Anatole France)、有知名的印象派畫家莫奈(Oscar Monet)等。他們的表態寫下了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概念:以批判為己任;為公義而發聲。

保守陣營的反撲也是可怕的。很快,左拉因「誹謗罪」而受審。皮卡爾因所謂「洩露軍事秘密」而被捕。左拉受審期間,軍隊和保守派發動民族主義立場的民眾包圍法院,不斷高喊「法國萬歲、軍隊萬歲、絞死左拉」等口號,民族主義陣營的報紙更將左拉等人描繪成為「賣國賊」張目的人。不堪忍受迫害的左拉逃往英國。

因為德雷福斯事件,法國社會分裂為主張德雷福斯清白的自由派和認定德雷福斯有罪的民族派。自由派堅持法國要走共和的道路,在每一個人哪怕是小人物身上都要落實自由、平等與博愛。但民族派中包含了天主教會、君主制分子、保守人士等,他們認為法國面臨德國的威脅,應當以「愛國」思想去愛惜法國和軍隊的榮譽。這也就是為何即便是一些法國人明知德雷福斯無罪,但也反對為德雷福斯平反的原因。顯然,這種思維不為左拉、法郎士、莫奈等人所接受。但那時的法國社會,同事、親人、朋友、夫妻、同學之間,因為德雷福斯案的討論而疏遠或緊密,成為了一種常態。

荒誕劇:無罪者被特赦

荒謬的判決、民族主義分子的喧囂、殘酷的迫害已經無法讓事實和真理的種子在人心中播撒。德雷福斯陣營和整個自由派的力量在不斷擴大,這可以看作是喜劇。

1899年,在共和派的支持下,支持重審德雷福斯案的盧貝([mile Loubet)當選為總統。這一政局變化促進了事態發展。

1899年6月3日,最高法院宣佈1894年判處德雷福斯有罪的裁決無效,要求重新組織軍事法庭審理。固然這一決定引發了右翼民族派的強烈反彈。在一場公開活動中,盧貝總統被數百位君主派和反猶分子包圍攻擊。然而,十多萬支持共和制與總統的民眾開始聚集於馬賽;在巴黎,支持總統的工人們開始用棍棒武裝自己以便抵禦右派的攻擊。而一直敵視德雷福斯陣營和自由派的軍隊,則出現了發動政變、推翻總統的傾向。至此,德雷福斯清白與否的爭論,本質上是法國是否應當堅持共和制和自由、平等、博愛的立國精神的鬥爭。

重審德雷福斯讓流亡英國的左拉回到了法國。1899年8月7日,軍事法庭在巴黎重審德雷福斯案。一個月的審判以公開方式進行,庭審的過程讓更多民眾相信德雷福斯的清白。但9月的判決卻再一次判處德雷福斯有罪。這顯示出法國的軍方當時已脫離文官政府的束縛至極端程度。不過,法官們也無法逃避良心的譴責,在判決書中寫下「犯罪環境特殊、情有可原」的字樣。這再次觸怒自由派。總統盧貝只得尋特赦讓德雷福斯恢復自由。飽受牢獄煎熬的德雷福斯接受了特赦,但發表《清白宣言》,誓言追求平反到底。法國陸軍則發表聲明,希望民眾接受判決和特赦,忘記過去、謀劃未來。

終章:反省的永

忘記歷史等於背叛。特赦未有讓事件結束。三次軍事審判的荒謬景象讓法國人意識到改造制度的重要性。1902年,左派的社會主義者、激進共和派組成的聯盟在國會選舉中獲勝,顯示了德雷福斯事件中的人心向背。左翼共和政府開始確立政教分離原則,確保法國社會和軍隊的世俗化;同時力圖肅清君主主義思想的影響,在觀念上讓共和制度更加穩固。

1902年10月左拉去世。儘管面對民族派分子的騷擾,兩萬多人的送葬隊伍顯示了自由派團結的決心,德雷福斯亦在其中。法郎士致悼辭時讚頌左拉「開啟了無法終止的社會平等運動」。一年後,拉扎爾去世。靈魂引路者的離去讓德雷福斯更加堅強。這一年,他再次提出重審請求。社會的變遷讓平反之門被徹底打開。1906年,最高法院直接宣佈前次軍事審判無效,恢復德雷福斯的名譽與軍階。德雷福斯被徹底平反。這時,已整整過去十二年。同年10月,曾遭到迫害的皮卡爾被任命為陸軍部長。1908年,左拉的遺體被法國政府隆重移至巴黎先賢祠安葬,以表彰他作為知識分子的崇高品德和貢獻。

厚葬左拉是永琲漱洉晼C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反省,當代法國才在極右派一次次的「愛國」攻勢中沒有迷失自己的方向和品質。偉大的口號不能以小人物的清白為代價。構陷無辜者、隱匿真相,肆意踐踏小人物的尊嚴並對其口誅筆伐,「愛國」顯然成為了一些人手中的道具;讓事實公開、讓真理前行、讓公義永存,自由與博愛成為了德雷福斯、左拉、拉扎爾、法郎士及千千萬萬人的常識和樸素信條。有時,對於諸多議題的討論和價值判斷,不需要玄妙而崇高的口號,也不需要聲嘶力竭的叫囂,需要的僅僅是最起碼的是非觀念與常識,這無關政治立場的光譜和取向,僅僅是身為一個理性之人的起碼素養。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龍的當選,與其說是左右兩派民眾的共識,不如說是法國人對常識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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