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 櫻
每年畢業典禮上，大學校長的致辭都會成為社會焦點。仔細體味，畢業致辭無論走哪種親民路線，都是回應社會的新期待，確切的說，是用更加嚴謹的治學和獨立的思想營造寬鬆的人文環境，包容多樣而個性的生命成才。宗璞筆下的明倫大學，畢業演講會上孟樾教授說道：「任何時候，我們要做的，最主要的就是盡倫盡責。盡倫就是作為國家民族的一分子所應該做到的；盡職就是你的職業要求你做到的。才有大小，運有好壞，而盡倫盡職是每個人都應該努力去做的。」盡倫盡責，在今天就是勇於擔當，為國貢獻。
小說所寫，均為宗璞先生真實經歷。她的胞弟馮鍾遼，當年是西南聯大機械系二年級學生，志願參加遠征軍，任翻譯官，他的經歷也成為宗璞的寫作依據。宗璞也曾故地重訪，「一九八八年，我獨自到騰沖去，想看看那裡的人和自然，沒有計劃向陌生人採訪，只是看看。人說宗璞代書中角色奔赴滇西。我去了國殤墓園，看見一眼望不到頭的中華兒女，正是這本書的主要創造者。他們的英靈在那裡流連。『驅敵寇半壁江山囫圇挑，掃狼煙滿地蕭索春回照，泱泱大國升地表。』《西尾》這幾句詞，正是我希望表現的一種整體精神，我似乎在騰沖的山水間看見了。」
這種整體精神，是什麼精神？往大了說，是民族富強的願景，從小處看，就是大學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還有知識分子恪守的堅韌、謙遜與底線。西南聯大的艱難歲月，映照當前大學的精神困境，我在沉思中尋覓精神的歸宿。北平淪陷，形勢逼近，呂清非老人在誦讀《心經》中保持平靜，他教給孩子學拳、刻章，那一方「怒吼西風」，噴薄英武之氣，「幹什麼都要努力向前，不能後退」，毋寧說這是他留給後人的精神火種。南遷途中，遭遇險情，淪陷區唯一升起的中國國旗，又讓碧初在黑暗中看到光亮。李漣的女兒李之芹染病而死，沒有看到雲南的蝴蝶泉，孩子們在悲痛中成熟長大。
來到重慶，後轉至昆明，與昆明共存亡，八年顛簸流離，警報伴着磨難，孟樾教授一家卻苦中作樂，他們居於豬圈，孟教授堅持每天準點上課，藍花布、斜挎包、紅油傘，白天上課，晚上著書，完成四十萬字的《中國史探》，「在心裡保存一點自蘸清溪綠的境界」是他不變的信仰；貨幣膨脹，經濟拮据，碧初接二連三變賣首飾，給小娃治病，為吃飯添補，還自製點心去擺攤，太太攤，「定勝糕」，即便這樣也不接受大姐二姐的接濟，被誤認為「三妹一家太矯情，這幫教授讀進去的書比大炮還硬」。其實，這並非矯情，而是讀書人骨子裡獨守的一點清貧。
我覺得，細節之處更是感人至深。大姐四十五歲生日，舉家前往賀壽，呂碧初為女兒嵋沒有體面的衣服發愁，甚至決定不去。此時，錢經明教授的夫人送來幾件衣服，才救了場。離開北平後沒法熨衣服，碧初就把衣服晾在臘梅林的樹枝上，一下又一下抻平，不等全乾，再展一遍，穿上的衣服依然平平整整。平整的着裝，躍動着向上的心靈，彰顯出苦難中的尊嚴，讓人心生敬畏。孩子們光顧雷稀飯的小店，會順便去旁邊的書舖，「來看書的人大都是城裡的居民，他們對遷來的學校中人有一種敬意，就像湖台鎮居民一樣，總是對瑋瑋和嵋笑，自謙地說，我們都是瞎看。」對讀書人特有的尊重，孕育着當地的民風。
生活就這樣繼續，碧初病倒，以前的廚師柴發利經常送菜，嵋學會做飯，邊做飯邊背誦《弔古戰場》，小娃經常憶起方壺的螢火蟲，「如果誰給嵋畫像，就畫她坐在水溪邊，背後一片螢火蟲」，吹一曲《蘇武牧羊》，釋放內心的鄉愁，奏出生命的強音。「我教育孩子們要不斷吹出新時調。新時調不是趨時，而是新的自己。無論怎樣的艱難、逃難、轟炸、疾病......我們都會戰勝自己，然後脫出一個新的自己。」瑋瑋更是懂得自嘲，屋頂的鐵皮被賣掉，維繫生活，她笑稱「以前雨點兒在鐵皮屋頂上發出叮咚聲音，宛如音樂，現在換了茅草屋頂，屋頂落泥便只有圖畫了。」
課堂上，教授們的樂觀精神也影響着每個年輕的學子，催奮着他們的不屈靈魂。江昉教授講《楚辭》，微闔雙目，有時把煙斗在桌上磕一磕，講到「首身離兮心不懲」，這一句時，激昂起來，他起身到黑板寫字，長衫的下襬被椅上漏出的釘子撕破，現出裡面的舊棉袍。為了保護光譜儀中的光柵，莊鹵辰教授不顧敵機轟炸，他像一尊泥像，立在廢墟中，眼淚將臉上的泥土衝開，衝出兩條小溝。他倒不了，因為半截身子埋在土中。
當然，戰亂中不都是人性向善，也有不和諧的音調。比如，開除教授白禮文。「其實他很愛的古文字研究，如果真讓他放棄所學，他是決不肯的。」因為愛罵人、嗜好雲煙雲腿，有違校紀和師德，他最終被開除。「曲曲彎彎字，奇奇怪怪人，花萼出雲霞，妙境不可論。戰中有真意，明白自由身，芳謂能割捨，豈是白禮文？」孟樾教授賦詩，以表惋惜。
戰地醫院嚴穎書發現藥品與帳篷對不起賬，查來查去沒有頭緒。還是失憶的老戰幫了大忙，在恢復記憶中，腐敗一案水落石出：生活所迫，戰地醫院工作的陳大富把金雞納霜賣給黑市，給收養的幾個孤兒打牙祭，又與小陳串通，私吞帳篷，以此養活家人。小陳作案攢錢，不過是為長遠打算，從他的床下搜出金塊、玉器等，最終法庭對他們二人作出判刑。醫生哈察明，總把別人想得很壞，用今天的話說他就是「鍵盤手」。他發現澹台瑋是背部中彈，就說他在逃跑中受傷；看到丁昭醫生救治日本俘虜，夜裡下了手術台吃饅頭，便給他扣上「城府很深，表面積極，枵腹從公，背後加餐」的帽子......「各種的小插曲也點綴着醫院的緊張生活，好像在白色的底子上滌抹着各樣的顏色，繪出不同的圖畫來。」戰亂時期的版圖上，這些小插曲也為生活鑲了一道邊。
回到于艷茹抄襲案，以及層出不窮的學術造假亂象和誠信危機，我想，需要反思的不只是某個生命個體，更多的是大學肌體的「開膛破肚」與自我革新，重塑由內而外的精神信仰。無論是馮友蘭的自述，吳宓的日記，汪曾祺的散文，宗璞的小說，還是楊振寧、何炳棣、許淵沖的回憶錄，今日的重溫應視為靈魂的補鈣。「看關山路遙，難為那舊燕覓巢。看關山路遙，擋不住新程險峭。苦煎熬，爭民主譜出新時調。」大學之根，就在民族精神的傳承中，如永遠鮮活迸發的「野葫蘆的心」；大學之道，就在無數知識分子的堅守中，如這些匠心釀造的野葫蘆的一瓢汁液。作為後人，我們惟有懷揣敬畏，不忘初心，才能走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