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維在做節目中。 攝影：Arthur Mak香港電台第四台去年的一檔古典音樂節目《非常音樂家》（Madly Musical），早前奪得了2017年度紐約節國際廣播節目大獎（New York Festivals International Radio Program Awards）中的「文化藝術」類銅獎，日前又入圍了今年亞洲廣播聯盟的最佳創意節目最後四強。
記者請來主持之一路德維，談談節目背後的故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受訪者提供
這個節目，蠻妙的。這裡所說的「非常」，不是為歷史上大名鼎鼎的音樂家們再添讚美，而是罕有地從精神病與音樂兩種角度切入，看這些「瘋魔」的天才們與他們的音樂創作。節目的班底也妙--曾修讀心理學的主持路德維與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精神科助理教授麥敦平醫生，再加上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助理教授張智鈞博士。三個愛樂之人術業各有專攻，在節目中觀點不斷交鋒碰撞；八集的節目，聊起舒曼與兩極情緒症，莫扎特和過度活躍症，馬勒與焦慮症等等等等。看似枯燥的精神病詞條與音樂家的血肉人生與藝術創作互相映照，被他們闡述得深入淺出又妙趣橫生。
非常創作人跨界操刀
路德維在香港出生長大，後到倫敦大學學院與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心理學，回港後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系任職。近年來，希望撥出時間了解國學的他到杭州一所學校兼任國際交流總監，時常與當地文化人秉燭夜聊，卻也逍遙自在。
他小時候學過小提琴，大了雖然沒走職業音樂家的道路，但對音樂一直情有獨鍾，閒時還會和友人在家中玩四重奏，與香港電台的緣分也始於他對音樂的跨界思考。2010年，他曾和李歐梵教授一起為港台主持賞析馬勒的節目，後又構思了一個節目，探討古典音樂的錄音如何影響西洋音樂的發展歷史，節目內容後被編寫成《錄音誌：西洋古典音樂錄音與歷史》一書。
至於《非常音樂家》，也是始於緣分。在中文大學任職時，路德維遇到了精神科醫生麥敦平教授，發現大家都是愛樂之人，於是便開始構思一個將西洋音樂與心理學和精神病連接在一起的節目。碰巧又結識了彈得一手好鋼琴的張智鈞博士，張博士那時剛在波士頓演奏了幾乎所有舒曼的室內樂作品。三人一拍即合，《非常音樂家》就這樣被創作出來。節目中，也各有分工，路德維有電台節目製作經驗，負責引導話題，平衡學術性與大眾趣味；麥醫生則提供對精神病的專業分析，張博士的演奏者身份又為節目加入另一個視角。
「西方有一個很流行的看法，也和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有關，那就是天才和精神病是有些關係的。不止音樂，其他的藝術範疇也是如此，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維也納的那班畫家啊作家啊個個都癲癲地的，這個概念回到古希臘就是天才的概念。」路德維說，「這種『天才』，或精神病到底和創作有沒有關係呢？又是怎麼相關的呢？比如上世紀90年代，就有英國的精神科醫生花了很多時間搜集資料，研究了200多個頂尖人物，包括政治家、作家、科學家、音樂家等，看他們有沒有精神病，以及患哪種病，不同學科不同範疇和不同的精神病有什麼關係。比如愛因斯坦，患的是自閉，很多數學家患的也都是自閉。我們在第六集時講布魯克納時就曾說笑，自閉的問題之一就是人際關係，會不會因為這樣，患者的『天際關係』--和抽象的概念的東西的關係--反而特別好呢？又比如精神病有很多不同的『軸』，其中一條就是情緒。會不會因此藝術家情緒上特別敏感，所以有特別多的靈感去創作呢？這些都在節目中一一探討。」
《非常音樂家》後，路德維又構思了最新節目《樂非天籟：理工如何改變西洋古典音樂》，探討科學和工程發展如何影響音樂的發展進程，將於10月及11月在港台第四台播出。「說來有趣，那日我和一個漢學家朋友--曾翻譯《紅樓夢》的閔福德教授，還有張智鈞教授和另外一些朋友在西貢遊船河，那邊的地質公園，以六角柱體見稱。我突發奇想，孟德爾遜曾寫過一首很出名的《芬格爾岩洞序曲》。十九世紀初，藝術家很喜歡grand tour，周遊列國，孟德爾遜去到蘇格蘭，在赫布里底群島上的芬格爾岩洞中，看到很多六角柱體。我就想，如果那個時候交通工具夠發達，說不定孟德爾遜寫的就不是《芬格爾岩洞序曲》，而是《西貢序曲》了。科技和工程的發展如何影響到音樂的發展？靈感的不同、樂器的演變、建築的演變......有好多可以聊。」
扭轉文化逆差
求學於外國，喜愛西洋古典音樂，路德維近年來卻對國學產生濃厚興趣。在他其他的專欄文章中，時常論及西洋音樂與中國音樂的比對問題，也對現在「西化」的音樂教育頗有微詞。「西洋古典樂，在西方國家和西方文化圈的地位慢慢式微，在亞洲就越來越流行，這背後的原因和文化意義是什麼呢？比如現在的音樂班，樂理學的是西洋樂理，宮商角徵羽沒有人說的，就算學古琴古箏琵琶，都是比較着重技術上的，當作是一塊塊知識來吸收，而不是一整套文化體系，這是很有問題的。中國文化五千年，其中的智慧肯定不是表面那一層，背後肯定有些東西。為什麼西洋古典音樂對中國人那麼吸引呢？我和另外一個朋友在準備一本書，就是在構思這個。」
在他看來，系統性是西方文化的特點，從這個文化體系中生長出來的西洋古典音樂，有着比較標準的樂理體系；中國文化則地域差異大，就算是同一套系統下也會發展出很多枝節上的不同。加上漢語是聲調語言，語言和音樂之間的關係又和西方不同，加上各種不同方言的流行，令其更加難以形成穩定的標準。於是在傳播上，西方文化和藝術可以藉助其標準性和系統性迅速地擴展，中國藝術則倚重口述傳統和言傳身教，不同的地方戲曲就是最好的例子。再而，「貿易逆差不僅存在在經濟上，在文化上同樣存在，中國在文化上有什麼輸出呢？」路德維說，「我很反感將京劇和粵劇叫做『opera』，這是病態的。為什麼你不叫歌劇『西洋大戲』？為什麼說湯顯祖是『中國的莎士比亞』，而不叫莎士比亞做『英國的湯顯祖』呢？這是一個本位問題，在文化上很歪曲。不是我要強過人，但是公公平平好不好？opera這個概念本身是西方的文化概念，將其硬套在中國藝術上，行不通。」
路德維說，殖民地時期，西洋音樂自然就是標準。但現在，當我們說音樂是普世價值時，仍然要問「關鍵『誰』的音樂是普世價值？」若追求文化間的平等對話，更不能將一方的標準作為衡量準則，簡單粗暴地套在另一方之上，可惜我們現今的音樂教育仍然有這樣的問題。
「中國音樂和中國所有的藝術，或者國學，我理解不深，但是一般而言，在香港的這個環境沒有辦法有國學的根基。我曾經和李歐梵教授說，希望可以在華語區--內地、台灣等居住一段長的時間，加深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他就笑我說，『別傻了，我做了幾十年，都只是知道很少東西。五千年的文化你能知道多少？』就算是國學大師所知道的也不會是一切。中國文化歷史悠久，地域差異大，要扭轉文化逆差，反而重點是不要太計較系統性這樣東西，因為行不通。反而是推廣中文之美，推廣漢字，也許之後就會看到不同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