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何山：張大千弘揚敦煌藝術
1964年10月16日，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壁畫專業畢業生何山被分配到甘肅敦煌文物研究所，報到第二天他就下洞窟工作。2017年盛夏，年近八旬的旅美畫家何山回到闊別40多年的敦煌，參訪、學習，看了當地著名的《盛世敦煌》、《又見敦煌》大型演出，感悟至深，夜不能寐。激動之餘，他聽到專家同行議論最多的竟然是「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的流言，心情複雜。
同樣的洞窟空間，同樣在艱苦卓絕的年代「鑿壁偷光」，何山深深理解到張大千在洞窟中度過的兩年零八個月。這也使他無法忍受，張大千70多年後，仍然身負罵名。■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熊君慧（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事件距今已經時隔七十多年了，照此謬誤流傳，不知何日方休。而了解這個時代，經歷和參與過此事的大多數當事人多已辭世。」何山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作為曾專門調查這樁公案的人，有責任將所了解的情況公諸於世，還歷史本來面貌。
上世紀六十年代，經組織批准，何山曾對張大千「毀壞敦煌壁畫」一案作了調查，專程到甘肅省及南京檔案館查閱了當年稱之為「敵偽檔案」和與此有關的報道，訪問了當年健在的與張大千先後的同事及工友李復、竇占彪等人。何山的調查結果是：查無實據，「張大千在千佛洞並無毀損壁畫情事」而結案告終。
張大千被指剝落壁畫
據悉，1948年的甘肅省參議會第一屆第六次會議上，曾經國民黨甘肅省黨部執行委員郭永祿，提案控告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借名罔利敦煌古蹟」，要求省府對其嚴辦以儆效尤。後經省府調查，於1949年3月甘肅省參議會第一屆笫七次會議，對此作出結論：「省府覆函：查此案先後是奉教育部及函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電覆：張大千在千佛洞並無毀損壁畫情事。」
既然當年國民政府已有結案，此案怎麼會還未了呢？
何山引述國民黨大佬、書法大家于右任的隨員竇景椿在《張大千先生與敦煌》一文中記述：我隨右老及駐軍師長馬呈祥等人由蘭州前往敦煌，記得參觀到一個洞內，牆上有兩層壁畫，與牆壁底層的泥土成分分離，表面被火焰燻得黑沉沉的，並有挖損破壞的痕跡。蘇聯十月革命後，一批白俄難民湧入敦煌，住在敦煌莫高窟石窟內，燒火做飯所致。「上面壞壁的縫隙中，隱約可見畫像的衣履，似為唐畫供養人像，張大千先生對于右任老先生解釋，右老點頭稱讚：『噢，這很名貴。』但並未表示一定要揭開壞壁一睹。當時縣府隨行人員，為使大家盡可能看到底層壁畫的原貌、手拉着上層張開欲裂的壞壁，不慎用力過猛，撕碎脫落，實則因年久腐蝕之故......」
竇景椿還在文中記敘：「適有外來遊客欲求張大千之畫，未得，遂向蘭州某報通訊指稱：張大千有任意剝落壁畫、挖掘古物之嫌，一時人言嘖嘖、是非莫辨。」
謝稚柳還張大千清白
後來， 張大千同時代的畫家，書畫鑒定家謝稚柳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說：「我到敦煌之前，這兩幅壁畫的外層已經給張大千打掉了，所以我並沒有親眼看見打掉的過程。要是你當時在敦煌，你也會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層已經剝落，無貌可辨、又肯定內裡還有壁畫，為什麼不把外層去掉，來揭發內裡的菁華呢？」謝稚柳還說：「這幅壁畫對考據唐代藝術幫助很大。」
何山表示，張大千在他的《臨摹敦煌畫展覽目次》中曾有相關表述：「莫高窟重遭兵災、宋壁殘缺、甬道兩旁壁畫幾不可辨認。剝落處，見內層隱約尚有畫，因破敗壁，遂復舊觀，畫雖已殘損，而敷彩行筆，精英未失，因知為盛唐名手也。東壁左，宋畫殘缺處、內層有唐咸通七載(公元866年)題字，尤是第二層壁畫，兼可知自唐咸通至宋，已兩次重修矣。」由此看來，張大千的出發點是好的，一個有年代提記和出自盛唐名手之壁畫，這對石窟考古的斷代、編年，對藝術史家和畫家，是極為珍貴的重大發現。被殘破敗壞的宋畫泥皮所覆蓋，將之剝離，在他看來應是對中國美術史的一大貢獻。
隔行指責實有失公允
在關於張大千損毀敦煌壁畫的傳言中，最為引起關注的就是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就教於北京大學的史學家向達先生，他以國立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團成員的名義，先後以真名向達和筆名方回，發文揭發張大千毀壞敦煌壁畫；並向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中研院及甘肅省議會狀告張大千「為滿足私慾」「破壞敦煌壁畫」，要求嚴懲為戒。
何山認為，向達早年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在上世紀四十年代針對張大千先生到敦煌臨畫所見，提出保護敦煌壁畫，並指出在臨摹中應保護文物所應注意的事項。有感而發，是一個歷史學家的責任和良知。但有時隔行如隔山，當時證實和書寫歷史的主要是靠文獻史料，此外是靠考古發掘。敦煌石窟，因洞窟有限，牆面有限，後代劃破前朝的壁畫後，再塗泥繪製，是常有的事。怎麼進行石窟考古，有待進一步的商榷和研討。不過僅憑臆測，就認定張大千是「不想讓後人看到敦煌壁畫」，不僅有失公允，也欠厚道。
率先臨摹複製敦煌壁畫
在何山看來，張大千對敦煌藝術走向世界功不可沒。他是第一個將敦煌壁畫進行臨摹複製，在國內刊發出版；第一個舉辦大型敦煌壁畫臨本展，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以振奮國人；第一個對敦煌藝術進行解析，從學術上總結出敦煌最具影響力的十條，為當時中國的人物繪畫，以及當時整個沉悶的畫壇，注入了新鮮血液；他也是第一個對敦煌石窟進行學術考察，書寫了20多萬字的《敦煌石室記》的學術論文帶頭人；他還是第一個對敦煌石窟進行編號，為過往及當代研究敦煌石窟史和藝術史的中外學人，提供了研究的方便。同時，張大千還是第一個向當時的教育部以及于右任等提議組建敦煌藝術研究所，並提供了人員名單，自己還親任籌委會委員一職。
張大千在《談敦煌壁畫》一文中，將敦煌藝術對中國藝術的貢獻，歸納為十條：一是佛相人物畫的抬頭； 二是線條的被重視；三是勾染方法的復古；四是使畫壇的小巧作風變為偉大；五是把畫壇苟簡之風，變為精密；六是對畫佛與菩薩像有了精確認識；七是女人都變為健美；八是有史實的畫走向寫實的路上去了；九是寫佛畫，卻要超現實來適合本國人的口味了；十是西洋畫不足以駭倒我們的畫壇了。
何山認為，從歷史記錄和客觀效果來看，張大千在弘揚敦煌文化與藝術方面，是一個開拓性的人物。不僅是對敦煌，而且對中國畫本身而言都是如此，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