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然
提起李愷，我便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我借宿母校北京師範大學賓館的時候，有一天早上，他騎着自行車，馳到我住處，跳下來，放下一本筆記本，說，你們畢業分配後，清理宿舍時，你落下的，我給你存着。我一翻看，原來是我在大學時手抄的當時風行的詩歌。
我隱約憶起，離校時，兵荒馬亂，人心惶惶，哪裡還顧得上別的？當我倉惶出走，在校門口碰見蔡渝嘉老師，只匆匆說了一句，也不記得說什麼了。
但當看到當年那本筆記上我的字跡時，內心非常感激他那麼有心。須知，當時誰也不清楚，筆記本的主人未必會重回母校；即使重回，也未必記得這本筆記；即使記得，也未必知道有人收留。但是他竟然保存下來了，而且聽到我來，就馬上送過來了。假如不是基於友情，而且堅信有重逢的一天，我相信誰也不會去苦苦保存這並不重要的筆記本。
畢業分配時，他本來分到河北廊坊，後來機緣巧合，竟然留校，在北師大留學生辦公室工作，還沒有派到美國去交流。八十年代中末期，他才三次應聘到美國任教。後來移居美國，在歐柏林大學任教，至今。
李愷是北京人，那時家住在西長安街，靠近現在北京音樂廳附近，記得是一座四合院。大學時去過他家，但細節都忘卻了。在班上，他應屬年齡最小的同學之一，但待人處事似乎比較老成持重，這是令我佩服的地方。他的衣着也講究，看來是城市孩子的模樣。這也難怪，他本身就是北京長大的孩子，自然有北京孩子的影子。
剛入學的時候，同學從全國各地來，一時之間南腔北調混雜在一起，當時，跟我親近的，只有幾個北京同學，李愷便是其中一個。因為我在北京呆過幾年，聊起北京種種，有共同話語。但這種日子不太長，忽然有一天，他私下對我說，以後我們不要太親近了，因為很容易給人打成小集團。
我嚇了一跳，我連想都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心想，只不過聊天而已，有什麼問題？但既然他提起，我也就唯唯諾諾，答應下來。明知他是好心，但心裡不以為然。前幾年，他途經香港，我們見面，歡聚在鰂魚涌海光街泰國餐廳，聊天時聊到往事，自然也提到當年那種心態，這才明白，原來高考前，他獲悉檔案上被標註上「不得錄取極絕密專業」，受到打擊，難怪他謹小慎微。我終於理解他的一切，其實是由於當時的環境使然。
我和他在母校見過幾次，二零零四年，北師大召開校友總會會議，便曾相遇。但彼此匆匆打了個照面，也沒時間深談。可惜的是，後來，我再沒有機會跟他有更多的來往，我對他所知甚少，只知道他父親解放前當過店員。他還是依舊的熱心，多次要我的作品，並且轉贈學校圖書館，還將我的小說推薦給學生，託人方便時邀我去美國開會，雖然尚未成事，但那片赤誠心意，卻叫我心存感激。
他每年都會往返中國和美國之間，加上時差可能還沒倒過來，聽說有一次他在奔波中病倒，可能是過於勞心勞力。畢竟不再是年輕小伙子，見他如此勞累，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惟有贈他一句：大家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