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00多年前,唐都長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是絲綢之路的起點。而唐代社會內部繁榮穩定和水陸交通的便利,也使外來文化迅速滲透到各地。由於大量吸收了粟特等金銀器發達地區的工藝、造型和紋飾,何家村遺寶唐代金銀器呈現出了濃郁的異域色彩與前所未有的多樣性。
其中被譽為是已發現唐代銀罐中最大氣、最精美的「鎏金鸚鵡紋提梁銀罐」,罐身皆以純銀製作,罐體中心以鸚鵡紋作為主體紋飾,鸚鵡抬首、展翅、翹尾,栩栩如生。銀罐蓋內有墨書「紫英五十両,白英十二両」,紫石英、白石英在古代是煉丹的重要原料,古人認為用金銀器盛放煉丹藥物可以提高其藥效,由此可判斷,此罐應為唐人儲存藥物而用。
唐代,金龍被看做是祥瑞之物,既可消災避邪,也是皇權的象徵。何家村窖藏共出土12條赤金走龍,均為純金製成。金龍體型雖小卻活靈活現,或凝視、或奔走,神態自然生動。頭上兩角自然彎曲,並以纖細的陰線鏨刻出眉、目及頸部的毛髮,通體鏨以細密的鱗紋,生動精緻。專家推測金龍可能是道教投龍祭祀儀式中所用法器,古代帝王祭祀山川慣用「沉埋」形式,唐代逐步形成了沉埋金龍玉簡的固定禮儀。
在何家村出土文物中,還有一件六曲葵花形銀盤較為少見。該盤底部中心裝飾着一頭神奇的牛,奇牛肩部伸展出雙翼,正欲展翅飛翔。牛的外形更為奇特,是牛獸獨角、鳥身鳳尾的動物形象,可能是中古代神話中的興風之神飛廉。這件銀盤中出現的飛廉紋飾,是唐代工匠汲取了外來器物單獨裝飾動物的做法,同時又加入了本土飛廉元素製作出來。可見唐人不僅對外來文化借鑒取捨,又擁有對自身文化重新創造的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