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 倩
《朗讀者》、《信中國》節目播出後，在內地掀起一股文化清流。不寫信的時代，我們卻被書信打動了，這究竟是什麼原因？讀過孫犁先生《芸齋書簡續編》後，我找到了答案，應該是真情的流露，鮮活的日常和儀式感，在信息化時代的今天，我們所匱乏的正是這種文化滋養。
最初，我奔波在各大圖書館借閱《芸齋書簡》，均沒有此書的蹤影，再去書店或網購，只有《芸齋書簡續編》，雖然深感遺憾，但書到手的剎那，還是心生滿足的。輕輕翻閱，恍若孫犁先生的話語猶在耳畔回響，叫人悵惘。書信是生活的鏡子，是人格的映照，魯迅就曾說過：「從作家的日記或尺牘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見，也就是他自己的簡潔的註釋。」很多時候，書信也是一種補充，在他作品中沒有讀懂、存在疑惑的地方，大都能從書信中找到出口，叫人思路一下子明朗，有利於領悟作者的人格。
書信寫人生，經典永傳誦。「真正想成為一個藝術家，必須保持一種單純的心，所謂赤子之心。有這種心就是詩人，把這種心丟了，就是妄人，說謊話的人。保持這種心地，可以聽到天籟地籟的聲音。」《芸齋書簡續編》延續孫犁文筆的真、摯、樸，「我寫到的都是我見到的東西」，也能窺見他對語言錘煉的不變初心，「從事寫作的人，應當像追求真理一樣去追求語言，應當把語言大量貯積起來。應當經常把你的語言放在紙上，放在你的心裡，用紙的砧，心的錘來錘煉它們。」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尤其是對文學新人和業餘作家的扶持，他的書信也是文學的課堂。
在給冉淮舟的信中，他傳授經驗，「文章以氣為主，當寫時不能無鋒芒，最好於心平氣靜時，多做幾次修改，這樣則義正而詞有含蓄，最為妥當，亦經驗也」；不僅指導寫作，還贈書，「淮舟，我想再贈送你一點書，茲送上一百元，請你自己選購，微薄的很，敬希哂納。」給白洋淀地區業餘作者曹彥軍的信，他傳授寫法，「學習寫作，要『取法乎上』，不能只看報紙雜誌上的文章，要讀些好書，要做筆記，要打開眼界，你在農村，生活是有的，就是看書的機會少，在這方面，要大開眼界，然後才有能力，才有辦法。沒有不多讀書，就能寫好文章的人。」缺點他指出來，優點他會鼓勵，讀了萬振環的兩篇小說《虔誠》、《菊妹》後，他稱讚道，「小說以描寫、敘述、對話為主，而構成篇章。在這三方面，我認為你都做得很好。語言不煩絮，敘述簡潔，描寫也適當，在文字上的修養，你都是很好的基礎。」
孫犁對新人的扶持令世人仰望，我經常想，他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現代人又為何如此津津樂道？或許有兩件小事能夠說明。當年孫犁從幹校回到天津日報社不久，就從堆積如山的稿件中發現兩篇小說《鞭聲清脆》、《團結花開》，他興奮不已，立即送審，並給作者寫了一封激動人心的回信。副刊以兩個整版刊發，引發轟動。飛雁最初投稿時以「曾伏虎創作組」的名義，他投稿頂着富農子弟的帽子，稿子再好，政審也通不過，這是當年的實情。報社給他回信，覺得這像造反組織的名字，希望改成一個筆名，他從《毛澤東詩詞》中選用了「飛雁」，孫犁先後給他寄過四封信，沒有因怕受牽扯、惹麻煩而忽略。
另一件小事，是孫犁在給賈平凹回信時，正好手邊有一南方贈閱小報，就隨手引用一句，卻引來一場三年之久的筆戰攻擊。「現在這些名家，是吃捧奶長大的，只能聽好話，從來也沒碰見過這個，就火冒三丈，語無倫次」，「他們的文章，也只能做到這些，因為捧奶，並不是一種有益健康的食品，吃多了只能使人虛弱」，「病句的糾纏」折射出文壇風氣不好，更凸顯出他的坦蕩無偽、崇高正直。在給韓映山的信中他叮囑，「發表信件，注意不要妨礙別人。」他站成一棵大樹，光明磊落，自然會影響到年輕人。因此，每讀到大家的評價，我對孫犁敬重的心更加敬重了，「孫犁同志的作品喚醒了我對生活強烈的美感，打開了我的美學的眼界，提高了我的審美觀點（劉紹棠語）」，「如果說我的文學生命孕育於童年的鄉土，那孫犁晶瑩剔透的作品是誘發我拿起筆來進行文學創作的催生劑（從維熙語）」，他是掌燈者、引路人，更是文學界的一面旗幟。
作家的生活也並非沒有煩惱，孫犁面臨體弱多病的困擾，「人不能與病爭」，「要想寫《鐵木後傳》，需要重新下鄉，要想整理《風雲》三集，需要很強的腦力，這兩條路都走不通。而且，即使只是這樣對着稿本發呆了兩天，也還加重了病症。」他沒有迴避自己的無力，更沒有掩蓋心力的衰退，「紅樓夢文章，《人民文學》今天電話，他們不用，已支援《文藝報》。我說，文章寫的不好，不用就退還，不必轉讓。」他的生活環境之惡劣，讓人意想不到，「寫些短文吧，於是濡墨鋪紙，坐了一會兒，原來像停息了的馬達一樣的腦筋，好像有些開動的意思了，這次遇到的障礙，是屬於客觀方面的。」鄰居孩子踢毽子的嬉鬧聲、保母高調門的喊叫聲、妻子給雞剁菜的「光光光」聲，使他難以安靜，但他沒有放棄，「我就又在一個風雪天，破除一切障礙，放開收音機，用高調的河北梆子抵制着左鄰右舍，甚至四面八方的嘈雜的聲音，來寫這篇後記了。」苦中作樂，讓人既疼惜又敬意。
無論是《書衣文錄》、《孫犁書話》、《耕堂劫後十種》，還是《芸齋書簡續編》，他堅持做的是研讀書籍。比如，「看《給契科夫的信》一書，這真是一本最好的作家的傳記，從其中我了解契科夫的為人」；再比如，「現在繼續讀《綱鑒易知錄》，這個書名，在過去，我是從來也沒有放在眼目裡，讀起來卻是一部很好的歷史書，主要是編入了很多名人的言行，有很多好文章的節錄。」「我平日買書，多係平常賤值之本，藉以瀏覽長些常識，非如一些名人之搜採古物，冒充書法也。」鐵凝主席在懷念孫犁時說，「我的心裡總是浮現出這樣一幅畫面：簡單、整潔的居室，昏黃的燈光下，一位面容溫厚的老人細心地清潔、修補着殘缺的書頁，包上書皮，然後題寫書名、作者、卷數於書衣之上。常常，他也會對着虛空處嘆一口氣，寫上幾行文字......這燈下修書的老人形象，竟是無數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一個剪影。」《耕堂劫後十種》是他留給我們的最後絕響，我讀過其中幾本，讀得不夠精細，但能夠感受到躍動着的赤子之心，那隻文學之犁緊貼着大地、簇擁着人民，直立行走，勤耕深耕，永不停歇。
「詩有魏晉風神，聲音清越，余喜而錄之。」書信流溢人間真情，布衣孫犁永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