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 倩
不知從何時起，每有名人過世，朋友圈裡便會被刷屏，掀起「雲紀念」的大接力，發一張逝者照片、附兩句似是而非的語錄，在雙手合十中寄託一份哀思。
今年以來，余光中、李敖、洛夫、霍金等先後去世，「雲紀念」現象凸顯，但是，大眾對已故逝者的著作又讀過多少呢？名人的離世或許會掀起一股購書熱潮，卻很難擁有深閱讀的敬畏，跟風紀念現象氾濫，背後是當下社會浮躁症和價值觀的鏡鑒。
「雲紀念」之漂移映射出愛之單薄，與直面死亡的無力。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面對故人，某種意義上說，也是面對我們自己，過度渲染、亂戴帽子等都是一種極端，而跟風刷屏，從中窺見生命與生命之間的零交集。
紀念逝者方面，魯迅先生當最深沉、最有分量，范愛農窮困潦倒溺水身亡，他作詩懷念，「舊朋雲散盡， 余亦等輕塵」；比他小20歲的韋素園去世，他落筆鏗鏘，「他不入於觀賞者的眼中，只有建築者和栽植者，決不會將他置之度外」；「左聯五烈士」犧牲，他留下名篇《為了忘卻的紀念》；劉半農去世，18天後他創作了憶劉半農君，「半農確是淺。但他的淺，卻如一條清溪，澄澈見底，縱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體的清」；劉和珍、楊德群遇難，兩周後他寫下《記念劉和珍君》，「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他的父親去世三十年後，他用《父親的病》追憶父親，「我現在還聽到那時的自己的這聲音，每聽到時，就覺得這卻是我對於父親的最大的錯處。」
這些或長或短的悼文，相同之處都是逝者離開相隔很長時間他才寫下，沒有在第一時間悼念，這不是魯迅的無情，反而是他的種種有情，或凜然大義。他擔心那樣會成為應景之作，更擔慮情感尚未平復不夠客觀，當然，他的隱忍，也是有生命源頭的......妹妹瑞姑早夭、四弟早亡、父親病逝、祖父亡故，更多的是他親眼目睹很多年輕人的不幸遭際，他小說中的主人公就是最直觀的影射，狂人、阿Q、華小栓、祥林嫂、魏連殳、陳士成等，這種莊重體驗造就了他對逝者的態度，用閻晶明先生的話說，「面對死亡就像面對愛，是文學家筆下常見的『母題』。」而悼念魯迅先生，當屬蕭紅的《回憶魯迅先生》最感人至深，儘管充滿碎片化場景，但讀來不做作，又充滿溫情。1937年，她回到上海去了先生的墓地，以詩緬懷，「我們走出墓門/那送着我們的仍是鐵鑽擊打着石頭的聲音/我不敢去問那石匠/將來他為着你將刻成怎樣的碑文？」
最令我銘心的是，魯迅先生在悼念文中的大悲憫和大情懷，「壁上還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畫像。對於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殘酷到了冷靜的文章。他佈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個個拉了不幸的人來，拷問給我們看......」（見《憶韋素園君》）這種思考獨特、奇崛、沉重、溫暖，發人省思，說到底是一種向死而生的無畏回響。這些，是「雲紀念」永遠不能替代的。
其實，從「雲紀念」中也能看出現代人急於表達、熱衷炫耀、「我們很熟」的流行弊病，好多時候不小心露出馬腳，犯了大忌。比如，英國物理學家霍金去世後，「雲紀念」中就不乏一些低級錯誤，叫人難以接受。全民緬懷霍金，沒有錯，點蠟燭、表敬意也能夠包容，但那些有悖事實、過度放大的言論，就是一種嚴重褻瀆。霍金因病致殘，在身體殘疾與科學成就之間，盲目地用標籤化來讚美或歌頌，有失偏頗。因此，悼念逝者要有分寸，紀念故人要有底線。
「死者倘不能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最好的紀念是閱讀他的書籍，最好的緬懷是弘揚他的精神。我閱讀霍金的自傳《我的簡史》，從書中深入了解到他的成長歷程和患病心路。父親學醫出身，母親是家庭醫生，兒時的霍金與其他充滿好奇心的男孩沒有兩樣，他八歲學會閱讀，喜愛火車玩具，十幾歲時就能建造飛機模型和船模型，平時作業不整，青睞複雜遊戲。
17歲，他考入牛津，加入學校賽船俱樂部，同齡人的叛逆他也有，因用功而得到較好等級被視為灰人標誌，「我在那裡的三年期間大約只用功一千小時，平均每天一小時。」凡是在某個領域有大成就的人，都會有天賦墊底，他從未上過正式數學課，現在通曉數學全憑在研究工作中自己汲取，後來順利進入劍橋讀研究生。
一切都在霍金21歲發生轉變。他被診斷患上醫學上稱為肌萎縮脊髓側索硬化症的罕見病，「但是我沒死，儘管我的未來總被烏雲遮蓋，我非常驚訝地發現我享受生活。」在世人眼中，霍金的人生不設限，搞科研、出著作、做演講，結婚生子，遊遍天下，主持過倫敦奧運會，「上天入地」，上天做過零重力飛行，乘潛水艇到過海底，他活出了生命的長寬高，以坐在輪椅低姿態殘缺，為世界投下了一個雄偉壯觀的英姿，「我相信殘疾人應專注於障礙不能阻止他們做的事，而不必對他們不能做的事徒然懊喪。」
然而，光鮮的外在下，也有許多不為人知的艱難。霍金有過兩次婚姻，剛確診時與簡．王爾德訂婚，先後生下一子一女，他靠完成博士論文、申請研究獎學金養家；後來，兩人離婚，他在病情惡化中飽受煎熬，氣管切開手術後，他靠語音合成器寫作，每分鐘處理三個詞。
1990年，他與護士伊萊恩．梅森走入婚姻殿堂，他靠全時護理，多次危急關頭，都是梅森及時相救，這段婚姻在2007年解體。生活上的困難可想而知，他為了女兒的學費他出版《時間簡史》，「我的部分目的是為女兒攢一點學費，事實上，到這本書實際出版的時候，她已經在中學上最後一個學年了。」他希望這本書成為機場書店的通俗讀物，經紀人最終把版權賣給了美國矮腳雞公司，出版後登上暢銷書排行榜。
成名和易於辨認既有好處也有壞處，他保持清醒；對於未獲得過諾獎，他早就說過：「我的黑洞量子發射預言是正確的，雖然它迄今還未為我贏得諾貝爾獎，這是因為在實驗上證實它非常困難。
不過，我贏得了更有價值的基本物理學獎，這是獎給儘管還未被實驗證實，卻具有理論意義的發現的獎項。」這無疑是對諾獎猜想的最好回應，也是身為科學家的嚴謹態度。
名人也有缺點，凡人也有閃光。悼念逝者，直面生死，亦是一種精神上的昇華。就像霍金，我們緬懷他是仰望他的精神，思想的尊嚴與洞察，生命的堅韌與豐饒，永遠引領後人。這種精神之光，才是永恒的財富，不滅的星光，正如《我的簡史》扉頁上的話：「致明日世界的構思者。」在轉身致敬逝者之際，我們朝向的是明天，是不遠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