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書練
一周之內，兩位著名作家林燕妮和劉以鬯先後逝世，雖然都在預料中─前者早傳患癌，後者已年屆九十九，但對香港文化界來說，仍算「震撼」，傳媒也以全版乃至頭版篇幅報道，說明港人心底裡對曾經的美好年代懷有絲絲的眷戀。
雖然在網絡文化乃至多年市場化的衝擊下，幾乎人人都很輕易發表作品，也幾乎人人可自稱作家。然而，誰才是真正的作家還是有「共識」的。一個對文學虔誠和對文字執着的人，不僅僅為生活寫作，更會筆耕至生命終結。
對我這一輩的文化人來說，年輕時很難說沒看過這兩位作家的作品，甚至帶點欣羨和崇拜。林燕妮的專欄文章通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幾乎是辦公室白領的必讀之物，而早已成名的劉以鬯當時更像一位樂於發掘並提攜新人的前輩。
八十年代的我也是文藝青年，寫詩寫散文寫小說，不在話下。只是，理工科出身的我也學人寫文學評論，我的第一篇文學評論《簡評張潔和她的十年創作》就得到劉老的賞識而得發表。當時，我很迷北京女作家張潔的作品，從處女作兼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森林裡來的孩子》，到散文風格的《愛，是不能忘記的》，到中篇小說《方舟》、《祖母綠》，乃至獲第二屆茅盾文學獎的長篇《沉重的翅膀》等，我都一看再看。
看多了，就自然想到寫評論，於是，洋洋灑灑寫了近萬字，投給劉老主編的《香港文學》。他在幾天內就有回音，說由於我評論的是內地作家和作品，而《香港文學》主要發表香港作家或以香港為題材的作品，問我是否介意將該文刊在也由他主編的《星島晚報》文學周刊《大會堂》上？
作為初步文壇的小青年，收到文壇大家的電話，豈止願意，簡直是興奮。而且，由於原文太長，結構有些鬆散，劉老很仔細地跟我分析，並提出具體的修訂建議。我據此將該文濃縮近八千字，以筆名「安靜」發表於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的《大會堂》上。
難得的是，文章刊出後，劉老先生不但親自來電告知，還不斷鼓勵我繼續寫作和投稿。可惜，我之後雖然一直寫專欄，也偶爾寫小說，但更多的是餬口之作，沒什麼像樣的文學作品，辜負了老人家一片好意。
這對他來說，可能只是小事一樁，但對正在尋求機會的小青年來說，卻起很大的激勵作用。而他的待人處事，讓年輕的我看到正氣之風，也影響了我如何對待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