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楨 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未想在短短一年之內，本欄便要撰文紀念香港中文大學創立之初的第二、第三任校長-馬臨教授，與高錕教授。相較於馬校長，新一代港人對高校長，或許更熟悉一點；一來，高校長從執掌中大，到離任後繼續在本地科研界、工程界耕耘，活躍年份更長、也更靠近今天。其次，也與1980年代末到2000年前後，香港政界、學界的風起雲湧相關。
筆者只能扼腕，吾生也晚，未有太多直接向高教授請益的機會；在香港學界，高教授最讓人敬仰者，一是無私、二是胸懷。世人稱高教授為「光纖之父」，然而，教授本人及其家庭，直接從研發光纖而得之經濟利益，鮮矣。據悉，幾乎所有相關專利，都歸企業所有。直至高教授退下中大校長之職，選擇在港定居，卻適逢1996、1997樓市高峰，遂向朋友直言，他是買不起香港樓的。
就在高教授退任之前，因其科研成就而得「日本獎」；乃當時亞洲境內獎金甚豐的學術榮譽，未想高教授卻將之全數捐予耶魯大學，用作美、中學人交流之用。足見高教授之慷慨、無私，窮一生精力於推進世界學術發展。後來，高教授獲聘為香港電訊專家顧問，才得宿舍之便；否則，以當時香港高企的樓價，對兩袖清風的高教授而言，也是一種負擔。
高教授不只醉心於物理、工程研究，亦甚能走出象牙塔，既關顧學生、亦惠及社會，並屢屢為香港作長久計。高教授執掌中大才一年，北京就發生了那場春夏之交的風波，香港民眾也被捲將進去，而大學更是群情湧動。面對年輕學子的情緒，諸如中大成立30周年上的搶咪事件，高教授不只從容應對，更表示要多包容、多尊重不同意見。
與此同時，仍然接受新華分社之邀，成為具代表性的港事顧問；在末代港督彭定康破壞直通車後，仍舊維護香港的順利回歸。作為世界頂尖科學家、工程師，早在回歸前後，高教授就向本地政府表明，香港有發展高科技的條件；只要集中力量、單點突破，香港也有自身的優勢。
早在四分一世紀之前，高教授就主張香港應兩條腿走路：一、發展生物科技。二、要成為電子交易中心。如今，杭州、深圳早已成為東亞電貿、電玩兩大龍頭。而新加坡等地，也要往生物科技突破。相較之下，1980、1990年代的香港，在電訊、科研方面，基礎遠比新、杭、深豐厚、空間也要更大；如今，卻要急起直追了。可以說，百餘年來，香港本是東西南北的十字路口，像高教授般學貫中西的大學者相聚於此，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問題只在於其警世高見，能否為決策者所納而已。
從1980年代末至今，30年如白馬過隙，與其再蹉跎在無日無之的爭拗之中，不如好好參詳高教授的思路，透過科技突破、經濟發展，去解決社會矛盾、年輕人上流問題好了。高教授的成功，也映照香港往日的輝煌--銳意創新、嚴謹科學、開放包容、洞若觀火又迅敏於行，本來就是這座城市不朽之魂。我們不能忘記高教授，也不能忘記香港、香港人安身立命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