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義》是清朝史家章學誠的一本著作，成書於道光十二年（1832年），分《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書中提出不少前無古人的史學觀念，內容包括易教、書教、詩教、經解、言公、史德、方志等。
首先，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評論史書的體例。章學誠推崇通史，認為通史有「六便二長」，這八種優點可對治斷代史的弊病。六便為：「免重複、均類例、便銓配、平是非、去牴牾、詳鄰事」；二長為：「具剪裁與立家法。」他認為通史也有三弊：「無長短、仍原題及忘標目。」不過，章學誠認為三弊出現只因著作不善，史家大可以「史意」及史家功力補救。
評論了斷代史和通史之優劣後，章學誠又比較了紀傳體與編年體的弊端，用紀傳體，同一事件會在不同列傳中出現數次，而用編年體，同一事件則牽涉多年，故他欣賞「紀事本末體」，他認為紀事本末體「體圓用神，真得《尚書》之遺」。但是，他也認為紀傳的優點不可偏廢，認為可融合「紀傳」與「紀事本末體」，輔以圖譜和表，加強表達。
修方志記一地演變
其次，在內容方面，章學誠認為只述帝王將相的事跡，難以全面反映歷史，故提出整理「方志」，即編修一地的歷史演變。章學誠主張方志要立「三書」：即記載大事和著名人物的「通志」、記載典章制度的「掌故」、和記載重要文獻和詩文的「文徵」。
此外，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的史學觀點。章學誠認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因此不論古代經典、州郡方志、金石圖譜、詩歌民謠、官府簿牘及家譜傳狀都可視為史料，而千百年來士人奉之為圭臬的六經也屬史料。
章學誠說：「無經史之別，六藝皆掌之史官，不特《尚書》與《春秋》也。」意思即《尚書》與《春秋》，都富歷史意味；而《禮》、《易》、《樂》都包含典章制度、卜筮和音樂的歷史；而《詩經》由史官載錄，亦屬歷史範疇。「六經皆史」的觀念，讓史家擴充了史料的搜集範圍。
另外，在《文史通義》中，章學誠還提出了史家必備的修養。不少研習歷史的人都聽過劉知幾提及的史家三長，即「史才、史學、史識」，章學誠認為應該在三長之外加上「史德」，「史德」即「著書者之心術」。
章學誠認為史家應客觀地觀察、陳述事物，不能滲入主觀偏見，要做到「善惡褒貶，務求公正」，否則作品只會流為「穢史」及「謗書」。
《文史通義》提出不少嶄新的歷史觀念，奠定章學誠在史學上的地位。章學誠雖一生不順遂，然他的貢獻卻得後世肯定。
錢穆先生論章學誠，便對他提倡的六經皆史、通史優於斷代史、推崇紀事本末體、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等主張十分讚賞。
■迪尼路 現職中學教師 gglit@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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