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右一）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前與北大友人合影留念。日前，由香港華僑華人中心策劃、香港歸僑史料叢書編輯委員會編輯、生活文化基金會出版的《共和國之戀－香港僑界與新中國誕辰七十周年專輯》在香港出版。多位香港華僑用他們的綿綿筆觸，記錄自己與祖國同行70載的寶貴回憶。這其中，有大人物的壯懷激越，也有小人物的樸實深情，貫穿其中的，是對祖國從未改變的拳拳之心。■ 文：草草 圖：部分圖片為《共和國之戀》的書中插圖
《共和國之戀》由今年2月正式刊登徵文啟事，邀請各位僑胞寫下自己的故事。「不想像以前那樣光是首長題詞，後面是廣告，而是希望真正表達自己的故事，並且和共和國的70年成長有互動。」編委會召集人許丕新介紹道。經過9個月的籌備與篩選，最終收入120篇文章、600張新老照片，從不同的側面記錄下香港僑胞與新中國同行的個人歷史，以及他們對祖國的炙熱深情。
大人物的豪情 小人物的真情
「我們有三個標準：用數據，用史料，用自己的實踐。」許丕新說，「很多人開始也不知道要怎麼寫，後來想想，我得說點實的呀。」於是有人收集善長仁翁十幾年慈善捐款的數據，有人訴說自己人生中充滿感觸的一段。各行各業、各種各樣，這些大時代中的小人物故事，樸實又有溫度，更豐富了大家看待香港歷史的角度。
這其中的故事，不乏對僑領人物的刻畫。大慈善家田家炳、著名實業家曾憲梓、愛國商人梁思謀......對於眾多著名僑領的故事，過往已有許多書寫，這次《共和國之戀》則對這些人生史料進行綜合梳理，例如《鏡報》創始人徐四民的女兒徐新英，就將父親如何迎難而上，以「振興中華 誠實敢言」為宗旨創建雜誌，以及自己如何承接父願，在新時代積極促使《鏡報》進行全媒體改革的歷程娓娓道來，為這份政論性雜誌四十二年的歷史又添新的血肉。
書中最特別、最打動人的還有無數小人物的故事。《我的18歲，81歲直到這一生》中，何敦夫用短短的1,000來字記錄自己對於「愛國」這一信仰的感念。生於海南文昌的何敦夫兒時隨父親移居新加坡，中學就讀於育英中學。1949年新中國成立，育英校園中一片沸騰，老師和同學與校長辯論，要求升起五星紅旗。據理力爭後，中國國旗在校園中高高掛起，何敦夫如此寫道：「在英帝國統治下的新加坡殖民地，第一次升起五星紅旗，第一次掛起毛澤東主席像，這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日子。」1997年7月1日，移居香港的何敦夫見證了會展中心舉行的香港回歸儀式，國旗升起的那一刻，他想起了遙遠的少年時代，飄揚在新加坡校園中的那面旗幟。歲月荏苒，唯有心中的熱切感念未曾變化。「對於他來說，國旗已經變成一種標誌。」許丕新說。這是一個普通華僑的感情經歷，而這細緻的經歷遠比宏大空洞的口號更能擊中人心。
為百萬「香港僑胞」留下寫照
許丕新自己也是一位老華僑。他1977年到港，1984年赴加拿大辦報，8年後賣出報社回港。一直關注香港僑胞問題的他後於香港華僑華人研究中心，和一批同仁一起從事研究策劃和編撰工作。「十多年前開始，我們這班老僑呀，覺得出力氣的事情幹不了多少了，就想把我們的僑史慢慢積累。搞僑史不容易，沒有一點經驗的人，即便是有興趣也很難搞。我們有一幫60、70、80歲的僑胞集合在一起，這個研究中心就做策劃的工作。」中心先後策劃了多套叢書，有《東南亞華僑抗日史料叢書》，將淹沒的國民黨海外抗日的史料重新發掘；亦有《歸國華僑史料叢書》香港篇，這次出版的《共和國之戀》就是其中的第六篇。
在許丕新看來，近百萬的香港僑胞遍佈在香港的各行各業，不僅是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亦始終抱持對祖國的拳拳之心，其自身的命運與新中國70年的歲月相互映照。「香港歸僑很特別的是，他們經歷了資本主義社會後回到社會主義社會，又來到『一國兩制』下的香港。這經歷比起一般的香港同胞要更豐富。」特別是50、60年代回國的一幫老僑，在他心中有三大特別之處。首先，他們在特殊的年代回國，當時新中國剛成立，一窮二白，很多人拋棄了海外富裕的生活回到國內吃苦。其次，他們有着特殊的經歷，「特別是改革開放前的30年，他們經歷多重政治運動，經歷很曲折，也很艱難，但是他們和全國老百姓一樣，過來了。」再而，這批人對社會有着特殊的貢獻，為祖國的各行各業貢獻了無數精英。「由於這些特殊的經歷，培養了他們的一種信仰，就是沒有祖國就沒有我自己。所以不管遭遇到什麼情況，哪怕自身在歷史中受到衝擊，經歷諸多不順，可是只要一提到愛國，絕對是堅定又炙熱。」
普通歸僑的拳拳之心
在《共和國之戀》中，許丕新就書寫了歸僑「右派分子」王明的故事。王明曾被錯劃為右派，由此遭遇人生的重重艱困，無奈下出境赴澳門，之後轉赴香港。但他從不曾因此而怨恨祖國，反而一直感念祖國的培養，用自己的方式愛國、報國。「儘管戴着右派的帽子，但他在香港從事的都是很愛國的事業，一般人還做不到，甚至當時中韓建交也有他從中牽線。」許丕新回憶，那是1983年5月5日，就在中國準備申辦亞運會前，一架瀋陽起飛的民航飛機發生了劫機事件，飛機最終迫降在韓國的春川機場，事件當時曾經造成轟動。「當時中韓尚未建交，200多人就滯留在韓國。韓國也很着急，不知道要通過什麼渠道找到能說得上話的中國政府代表。」王明當時與韓國有鋼鐵生意來往，和韓國領事館的人很熟，就由他牽線，帶着韓國外交部的代表，找到了新華社的高層。當天，北京外交部便派來兩名代表商洽人機交還事宜，不到半天就談判成功。「記得當雙方外交部代表舉杯慶賀事件圓滿結束要找牽線恩人王明時，王明早已靜悄悄離開酒店回家了。」許丕新在書中寫道。
後來，緊接着這次非正式的談判，中韓建交問題也順利解決。
「這些人都是普通的歸僑，沒有什麼特殊的背景，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資源，可是他們無條件地去奉獻。加上歸僑的語言能力很強，懂得很多外語，香港以東南亞歸僑為多，作為友好使者，他們在溝通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上作出了許多貢獻。」許丕新說，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將這些故事留存下來，也正是《共和國之戀》的意義之一。
從現實層面上來說，百多萬的歸僑在香港制度下也在不停分化，面對着貧富差距的加大與嚴峻的養老問題。「但不管自己的生活如何困難，愛國這一點在這個群體中始終不變，我作為一個老僑，這也是很感動我，讓我很願意來做這件事情的動力。」許丕新說，多年來一直呼籲，希望有關部門能夠關注香港僑胞這一群體，也懇切希望能有一個「一國兩制」下的僑務政策，只是暫時還未落實，希望未來能有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