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寶拉分享電影創作的心得。 朱慧恩 攝蜂鳥（Hummingbird）是世界上體型最小的鳥類，翅膀每秒能拍動80下，其飛行本領可說是鳥類中的佼佼者，故又有「神鳥」、「森林女神」等美譽。「雖然蜂鳥體型很小，但努力地飛翔，牠也象徵希望與愛，我以『Hummingbird』命名電影，希望能把這些象徵意義帶到電影中。」韓國新晉導演金寶拉分享以「蜂鳥」作為首部長片《我們與愛的距離》（House of Hummingbird）為名字的原因。在《我》中，金寶拉糅合了自身的童年回憶，透過講述中二女生恩熙成長期間所遇的壓抑與痛苦，同時也隱隱帶出導演對1994年韓國社會所經歷的事件的反思。 ■文：朱慧恩
電影《我們與愛的距離》在各大國際影展包括柏林影展、釜山電影節中皆大獲好評，更嶄獲不少獎項，早前在香港亞洲電影節舉行期間在港放映。從前在大學教書的金寶拉，自從投入電影的拍攝工作後，已暫時放下教鞭，生活也由過往的面對學生為主，到現時常要面對觀眾和媒體。她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雖然電影以自己的成長故事為藍本，但《我》片卻絕非自傳電影。「電影的確灌注了我兒時的一些情感，但並不代表是自傳電影，創作者都總會想把自己的個人生活或成長經驗帶到作品中，電影可能反映了我的一些個人經歷或看世界的方式。」她說。
回望歷史探討問題
《我》片的創作靈感源於金寶拉私密的童年回憶，但格局卻不小，導演透過女主角恩熙的經歷，反映出韓國社會所面對的一些嚴峻而殘酷的問題，例如當下的教育制度如何折磨年輕一代。「我想每個國家都有自身的問題，在韓國，其中一個大問題，就是教育壓力。當地的學生都在籌謀考上好的大學，他們放學便去補習，沒有時間享受生活。有些人因為沒能考上心儀的大學而自殺，這是很悲哀的。」社會風氣改不了，年輕人感到無力，金寶拉很希望能透過電影，引起觀眾反思生活的意義。「為了上大學，很多人拚了命，沒有了愉快的童年生活。但我知道，有很多人即使上了大學也並不快樂。我很希望當下社會的價值觀能夠轉變。」金寶拉說。
故事的年份設定於1994年，這個看似普通不過的數字，卻承載了韓國幾代人的痛苦回憶，金寶拉也不例外。當年，位於首爾的聖水大橋倒塌，造成嚴重傷亡。「我對於這場災難的記憶很清晰，當時國家正努力進行各種建設，突然發生了這麼嚴重的災難，令我對生命何價產生了很大的疑惑。」她談到「1994」對她的意義。禍不單行，翌年，同位於首爾的三豐百貨店倒塌，接連發生的慘重事故，都是韓國人不能承受的傷痛。雖然事故發生在20多年前，但金寶拉認為正因為事件過去多年，才值得觀眾回望，並理性地對我們當下所身處的社會有所反思。訪問當天，全港交通癱瘓。「我想香港人也會為今次的示威製作相關的電影，但也許不是現在，因為實在太痛苦了。」
經歷掙扎無懼困難
電影中的恩熙，生活並不順遂，回到現實，在東國大學修讀電影的金寶拉，對於應否走上導演之路，也經歷過一番掙扎。「當導演很難，是很靠運氣的。畢竟製作電影也很看重款項和資金，當時覺得以導演作為理想職業有點不切實際，你甚至未能保證能賺大錢呢。」後來，她索性跑到美國唸碩士，回國後在大學教書。直到腦海裡冒起了《我》片的念頭，出於對劇本的喜愛，才決定「Take action」，並花了6年時間終於完成《我》片。
《我》片除了反映韓國的教育問題外，也談到韓國女性在父權社會中的處境。現實中，電影圈本來就是充滿「陽剛」氣息，作為女性導演，金寶拉又如何在韓國影圈中自處？「無論在哪個地方，女性導演本來就不多，困難肯定有的，這是全球性的議題。但我不會想太多，對我而言，只要認真拍好電影就可以了。」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