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審議港區國安法期間，攬炒派政客和媒體連日都群起攻訐，有人甚至聲言會提出司法覆核。事實上，攬炒分子已非首次對全國人大的決定提出司法覆核，且被高等法院多次拒絕受理，同時向社會說明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對香港法庭有約束力，是中央實施其對港監督權的方式之一。
「8．31」與瀆誓案等例顯監督權
「學聯」前常委梁麗幗曾以個人名義申請司法覆核，宣稱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14年的「8．31」決定在港沒有「法律約束力」，並與基本法有「牴觸」，質疑特區政府基於這框架進行諮詢的決定是「犯下法律錯誤」，要求法庭推翻進行政改諮詢的決定及重啟諮詢。
高等法院於2015年6月5日撤銷梁麗幗的司法覆核申請。法官區慶祥在判詞中指出，梁麗幗的說法錯誤，強調香港法院沒有司法管轄權挑戰人大「8．31」決定或2004年的人大釋法，法院更不應在政改未通過前「踩過界」，以司法權干預立法權。
法官並同意代表特區政府一方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所指，即使立法會通過一個違反「8．31」決定的方案，全國人大亦有最後決定權不通過方案。換言之，在「8．31」框架以外，所有方案都是不切實可行的，故梁麗幗的理據沒合理可爭辯之處，亦無成功機會，法院不應就此論點給予司法覆核許可。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17年通過決定，批准「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明確有關安排符合憲法和基本法。當時，攬炒派聲稱有關決定「無法律效力」，其中社民連梁國雄、「青年新政」梁頌恆、游蕙禎等人就事件提出司法覆核。
法官周家明於2018年12月13日的判詞中指出，基於人大的解釋權是全面的、無限制的，故人大的決定有很強說服力，有關決定不論如何理解，都應視為素材之一去考慮，因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憲制責任去監督憲法及基本法的實施，有實質的功能去解釋基本法，人大有權決定某個議題是否符合基本法及「一國兩制」，亦可透過頒發「決定」實施其監督權。
至於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地位，法官接納代表特區政府的法律意見指，國家憲法賦予人大有權監督憲法落實，人大亦是基本法的最終解釋者，故人大的決定已揭示了即使正式釋法後的結果，所以人大的決定對香港法庭有約束力。■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