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 程實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歷史經驗的鏡鑒，不局限於表面的相似類比，還需深入到底層的邏輯規律。面對全球化的歷史性困局，2020年的中國與1913年前後的美國高度相似，由此中國「雙循環」也並非走向「閉關自守」，而是選擇通過向內發力，為高水平開放打開向外空間。
以史為鏡 探底層邏輯
以產業升級為先導，邁向價值鏈中上游。筆者認為，「產業升級」這一龐雜的概念，最終可以歸結為兩大核心問題：1）生產什麼；2）如何生產。從這兩個維度來看，1913年前後，美國產業體系完成了雙重質變：其一，優勢產品高附加值化。19世紀，美國在全球產業體系下的比較優勢長期停留於低附加值的原材料，但依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技術進步，1900至1913年美國在全球工業製品領域（當時的高附加值領域）佔據了新優勢，其工業製品的出口逐步超出原材料出口及工業製品的進口，顯著提升了附加值視角下的貿易盈餘，使美國躍升至全球價值鏈的頭部。
其二，生產方式現代化。為了最大化發揮技術進步的紅利，這一階段美國的生產組織形式發生了軟、硬層面的同步進化。從硬件方面，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當時的先進業態）加速轉變，。從軟件方面看，「福特制」、「泰勒制」和流水線迅速普及，以大規模生產的方式擴大了美國在高附加值領域的產業優勢。激活消費升級，形成供需兩端的良性互動。產業升級為消費升級奠定了兩大基礎。得益於大規模生產，居民能夠以相對低廉的價格享受汽車等高附加值商品。「高薪低價」的剪刀差，從根本上夯實了居民的消費能力，但收入不是決定居民消費的唯一因素，還需要適宜的消費場景和消費習慣作為「催化劑」，系統性地提升居民消費傾向。
反全球化困局仍待解
當前全球化浪潮所陷入的困局，看似是由特朗普政府政策轉向、新冠疫情衝擊等一系列「黑天鵝」引致的意外之變，實則是歷史因素層層累積後的必然之果。從全球來看，過去數十年，部分發達國家在獲取全球化紅利的同時，未能處理好內部的紅利分配問題，導致貧富差距和社會矛盾不斷擴大，推動內部民粹主義、外部保護主義的雙重漲潮，進而從全球化的領導者轉向「退群者」，全球化體系亟待新一輪重構。
針對上述形勢，「雙循環」新格局有望為高水平開放構建「外題內解」的解題路徑。展望未來，阻礙中國開放的桎梏主要在外部：一是意願問題，既在逆全球化思潮氾濫之際，如何讓全球經濟願意更加深度地接納中國；二是方式問題，即在原有經貿體系破碎之時，如何讓全球經濟更有效地接納中國。
針對上述問題，「雙循環」通過向內發力，實現向外突破。一方面，以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與全球體系締結新紐帶。另一方面，以自身產業升級加速區域一體化，以此構建融入全球化的新支點。中國「雙循環」新格局，雖然以「內循環」為主，但並不是「閉關自守」，而是由內而外地拓展高水平開放的新空間。基於「雙循環」產生的新紐帶和新支點，中國高質量發展、高水平對外開放、全球產業鏈升級、區域化和新一輪全球化有望形成相互促進的良性系統，成為全球經貿體系和治理格局走出歷史困局的關鍵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