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國森
清初詩人鄧漢儀《題息夫人廟》有「千古艱難唯一死」之句，此時此地似乎「千古艱難唯認錯」比較貼近社會實況。青少年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結束自己寶貴的生命，是當代發達社會常見的現狀。個別傳媒和社會工作者常會按自殺現場輕下結論。死在學校，該是老師有些事做得不夠好！死在家中，則是父母沒有了解到子女的實際需要！這「小事」極可能是成年人的「主觀想法」。「寧死不認錯」的小孩，卻視之為「生命中無法承受的重」。於是「小孩無錯」，都是「大人不好」！
香港過去近十年的動盪歲月，由「反國教」事件開始。廣義的「反對派」要反對的「國教」，全稱是「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然後，我們經歷了「雨傘革命」、「魚蛋革命」、「時代革命」，一系列的「革命」都是有人要奪權。展開序幕的「反國教」就是有「幕後」的成年人將中學生推上舞台，鼓煽中學生奪權。奪什麼權？奪取中學教育應該教什麼的決定權。然後企圖以暴力革命手段，奪取「行政長官的任免權」、「選舉特區政府公職人員的立法權」等等。
這十年可以說是「十年一覺香江夢」，奪權夢碎，廁身其中的「奪權者」要為過去的所作所為負上刑責。一批又一批干犯刑事罪行的暴徒（或他們自許的「民主鬥士」），終於陸續被送上法庭，接受法律裁決。畢竟鐵證如山，許多人先是嘴硬，終於還是乖乖地認罪。死硬不認罪的，只是極少數。
近日法庭新聞常見怪現狀是許多被告在深明無可抵賴之後，向法官求情以減免刑罰時，竟然沒有片言隻字涉及「認錯」！為被告辯護的大律師頂多是推說被告受「社會氣氛影響」才會有一時衝動犯案，然後就是一大堆被告過去是如何品學兼優，又或者遭遇家庭不幸、惡疾纏身，甚至智力低下之類的「標準答案」。
在普通法，又或者宗教教條通行原則的框架之下，向法官或上帝求情，不是該以「認錯」和「懺悔」為最為重要的先決條件嗎？被法庭判定有罪的被告，希望法官大老爺減免刑罰，不是應該先要表達出有真誠的悔意嗎？
今時「暴徒求情不認錯」的怪現狀，實是耐人尋味！
潘某人活了這把年紀，深知「諉過於人」可能是在法庭上求情的利器！何解？你一個中學生只說自己受了「社會氣氛」影響而跑去堵路、縱火、襲警。為什麼不說得清楚明白一點？明明是學校的老師、社工帶領一班同學準備好武器和裝備走上街頭，為何不講？明明是宗教團體的高層傳教士，鼓勵一班信眾，說在暴動現場時「上帝與我們同在」，為何又不講？出發前有「大人」胸膛拍得老響，應承這、應承那；出事後只剩下「小孩」孤身「自求多福」，這是什麼的道理？
「我一個小孩，得到最信賴的師長鼓勵，這才跑去示威呀！我現在知錯了！我後悔了！」這才是更像個樣的求情理由吧？
難道辯護大律師與「幕後黑手」有一腿，沒有為他當事人謀取最大利益？學生暴動罪成後求情，卻拒絕認錯，法官大老爺豈能相信你有悔意？大狀要保護幕後的教師、社工、傳教士，還是為未滿20歲的暴徒謀取最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