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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仁書院「出產」過不少名人，右3：1976年至1983年的黃仁龍。資料圖片
韋 剛
還沒有到蟬鳴荔熟，「騰雞花」也仍未開放，可是焦急的家長們已經急不及待地為孩子們張羅升讀小學或者中學。為了尋到名校，父母可以三遷其居，爺爺嬤嬤可以放棄晨運或者早茶，替小孫子大清早去校門排隊取籌。這是搵食艱難和爭食要奮不顧身的世界，為了孩子的前途，家長們都出盡八寶，希望為孩子找到「一條龍」的晉身之路。
我家中沒有適齡的小學或中學入學孩童，因此，看到暑期前這種爭取暑假後入讀的緊張局面，很自然地想到時代的變遷，也不禁聯想到半世紀前我們念小學以至中學時的狀況。
「二戰」之後 百廢待興
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剛從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過來不久，百廢待興，一切都相當簡陋。我從鄉下避難返回香港，極需找尋繼續上學的學校。在鄉下時斷斷續續地念了幾年小學，算是畢業了，而那時，香港的英文學校正沿用著從第八班至第二班的中學舊制，我來自鄉間，學科銜接不上，英語滿口鄉音，很是彷徨。家住灣仔堅尼地街，雖一字之差，但「街」與「道」截然不同，堅尼地道可算是中半山的富區，而堅尼地街則是道旁的一條陋巷，房子沒有廁浴室，街尾有一露天公共廁所，晚上有「夜香婦」拍門光顧。街中還有一片金屬模具工廠，火光熊熊，火花四淺，還不斷有黑煙從煙囪冒出。
此街連接大道東，街口處有一所值得保存的紅磚牆、黑瓦頂的平房（但可惜多年前已經拆掉了），那就是當時政府辦的幾所小學之一：「灣仔書院」。她開辦三個班級，由第八班至第六班，為盡用資源，分上下午兩校，有不同的師資和學生。我的姨母認識其中一位校長，因利乘便，因地制宜，就近城隍廟望能求得一支好籤。她帶我去見校長，他給我出了幾個題目，答過了，他說：「明天來上學吧！」那便成事了。這也就掀開了我從此就讀「官校」（政府辦的學校）的新一頁——這在今天是多麼難得而幸運的事。
古老平房 興學施教
學校是古老平房，怕有數十年歷史了。課室大小不一，估計起初並不是設計作為學校尤其是現代化的小學的。除了書桌座椅黑板之外，可說是全無學校應有的其他教學和活動設備。小憩時，全部男生（這是一所男校）只能在僅有的兩塊空地上活動，有零錢的便從鐵閘門縫中伸手向外邊的「牛雜佬」買斗零滷味解饞，或者在屋後校工們辦的零食部買瓶屈臣氏汽水。
全校只有一張破乒乓球桌，放在第六班班房後的走廊上，球桌就在窗下，我升上第六班時，班裡有兩名頗引人注目的分子：其一高而瘦，另一矮而俏，兩人同樣酷愛乒乓球，下課鈴聲剛響，高的便霍然跳出窗外，落在乒乓桌一端，而矮的便鑽過人叢飛快地佔據了桌的另一端，這便是那時的規例：誰霸得桌子便可以開波。每一次小憩都是他倆佔先，然後比試誰可堅守崗位，打敗挑戰者。這高的球手就是張五常，矮的是馮蔭坤。張五常後來說他在西灣河培養出容國團，可能他本人的球技是在灣仔書院訓練出來。
記得他那時用直拍，一招將軍拔劍頗有姿勢，但那時我個子小，腳力差，沒有機會和他交鋒，未知其實力如何。張已成經濟學家，馮則在灣仔之後去了英皇，嶄露頭角，終成神學博士。
畢業生多入「雙皇」
由於戰後復原，學生來源複雜，學歷不一，因此同班的年齡也大異，年紀較小的坐在前排，記得後排有四條漢子，暗地裡我們叫他四大天王，其中一名姓譚的，滿口台山音，後來知道他是譚惠珠的哥哥。
另一名酷愛運動姓陳的是陳君葆的侄子，近年他透露霍英東發跡前曾在他家裡走廊睡帆布床。我唸下午班，上午班的人才更有趣，那時聲播全港的「開鑊」飛幫首領「蕂仔」便是灣仔書院學生。可知環境複雜，龍蛇同皂。
雖然學校的硬件較現時的學校差很多，但我們當時的師資卻頗有份量。教英文的羅小姐敬業樂業，每天一套時裝旗袍，秀色怡人。教中文的鄧棟銓老師，據說是大儒鄧爾雅之後，上課時邊踱步邊自顧自唸書，不管小鬼造反。
教英文的還有賴恬昌老師，是賴太史際熙哲嗣，如今貴為大教授著作等身。另有歷史地理老師刁小姐，因鄰居稱她為師奶而告將官裡，結果勝訴，傳頌一時。教體育的龍震宇老師，循循善誘與學生交情甚篤，誠良師益友。
在灣仔書院度過了三年，恰逢學制改革，我們便分別升上皇仁或英皇的第三班。灣仔書院學生多來自本區，因此多選擇升上皇仁，然也有少數去了英皇。
那時伊利莎白中學仍未成立，政府男校只有兩皇。絕大部分灣仔畢業生都升入皇仁，同時也有少數來自油麻地官立學校和掃桿埔的嘉道理學校，完全沒有升學的壓力，家長也毫不操心。
這樣，七、八年的小中學生涯便過去了，除了應付考試感到一點壓力，其餘時光都過得輕鬆愉快；灣仔書院那一段較短暫而且簡單，皇仁那一段較漫長而且多采，不過，懷念起來，灣仔那滄桑的素面，更令人感到親切貼心。現代的家長和學子也都會嚮往那時的優遊自在的入學和升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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