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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德
最初接觸到俞平伯這名字，是因為讀到中國語文科的《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一文。我想許多七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在香港接受中學教育的人，或者說有幾代人，都會記得這課文，還有冰心的《笑》、朱自清的《背影》、徐志摩的《再別康橋》，一個一個五四的名字，盛載少年人對民國時代的好奇想像，也許多少還帶著一點夢魘，因為有時，實在受不了五四初期某種濫情的文藝腔調，偏偏中文教科書選入了大量，而且那時代的中文科課程頗為固定，沿用多年，不少同學對課本刻意選取的五四濫情文藝腔，其實十分厭惡甚且驚恐，但為了考試又必須熟記它們的「中心思想」和「文章主旨」，對其文筆技巧讚賞一番，加上教育電視節目不時播放的恐怖新詩朗誦，令人毛骨悚然，對其造作忍俊不禁，對其虛飾又嘔吐大作，香港一代人或幾代人對文學的厭惡和仇恨，就此深深種下。
這厭惡和仇恨，對五四文學來說，實在很屈枉，如果教科書選文時從二十年代稍稍向下，多選三四十年代作品，如廢名、馮至、蕭紅、辛笛、穆旦、羅大岡，甚至無名氏、姚雪垠，同時停止濫情朗誦，情況或會完全改觀，蓋二十年代的新文學，形式和情志表現仍甚生澀，三四十年代則較多成熟之作，而且多與社會時局相關，學生閱讀這些作品，也可同時獲知民國時代的社會文化狀況，並得悉文學在語文修辭技藝以外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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