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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能否平穩發展，跟外交工作是否搞好有莫大關係；自1979年中美兩國建交之後，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日益重要。但1989年發生了北京風波後，一夜之間，中國近乎被國際孤立，西方國家紛紛暫停了政府高層的互訪，取消了軍事交流，更推遲了向中國提供優惠貸款，停止了高科技技術轉移；這一切都對內地的經濟建設打擊很大。
面對國際環境逆轉，中國外交部要努力修補關係，其中一個方法是不斷發放出正確的信息，這工作全賴外交部的發言人。當初他們是如何成立？日常工作又如何？
80年代初，當時主管新聞司工作的錢其琛副部長，找來了新聞司司長齊懷遠，說外交部要建立新聞發佈制度，新聞司司長就是當然發言人；在一開始的時候，發言人主要是發佈消息，一般不答覆問題。
昔年「坐而論道」 而今「肅立發言」
1983年3月1日，中國外交部舉行首次例行記者會，齊懷遠以外交部發言人名義主持此次記者會，並向中外記者宣布，中國外交部從當日起，建立發言人制度。
發言人制度建立之初，發言人是坐著的，記者會只發佈、不答問，記者會是有限制發佈時間，比如半小時；現在改成發言人站著，每次記者會都有答問部分及沒時間限制，直至回答最後一個問題為止。從這些變化中能看出中國的開放在不斷的擴大，政府跟媒體的溝通、合作在進一步增強；而媒體對中國政府的關注程度亦在增大增強。
隨著中國國力增強，在國際上影響擴大，中國的政策被更多國際媒體、輿論所關注；而外交部發言人是擔當政府的代言人，他們如何表態需要經過審批授權，不能信口開河；因此，發言人是依照準備好的口徑來回答提問。這會給人感覺發言人好像是在唸稿或背稿，但是如果說有些問題超出了準備範圍，這時候發言人就要做出一個判斷，在沒有把握、不了解情況下貿然回答問題，就等於把自己往火坑裡推。
答問「游刃有餘」 政策「不越雷池」
發言人在回答記者提問時需要很巧妙的技巧，維護及宣傳中國的外交政策及立場。原則上，發言人發表任何意見或所做的任何評論，都應按有關部門提供的口徑或口徑的精神表態，絕不能相違背，更不能出現大的錯誤，所以在工作中承受著巨大的壓力，說錯了更會捱批評；另一方面，發言人的一言一行又備受媒體關注，在重要的記者招待會上，幾十台攝像機對著，講出來的話絕不能賴帳，形成這個崗位的風險十分之高。
作為發言人，發言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準備。政策範圍內雖有很大餘地，但半步也不能夠超出政策的範圍，萬一說錯了話，就代表著國家或政府或外交部說錯了話，這會引起很多的誤解。
北京風波給中國帶來國際上的第一個衝擊，便是西方各國政府的制裁，國家怎樣突破這個困局呢？針對西方制裁，前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提出了「抓兩極，促中央」的方法，就是以逐一擊破的形式，試圖突破西方制裁，擺脫孤立；通過跟歐洲國家、日本修好關係，從而促使美國改變對中國的立場。另一方面，因為香港回歸問題，中國跟英國仍舊需要磋商、保持對話。1991年9月，英國前首相馬卓安，為簽署興建香港新機場諒解備忘錄而訪問中國。這次訪問受到西方國家關注，亦再次打通中國跟歐洲國家的交往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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