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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書卷氣洗滌繁華，任何地方也可是聖地。
王曉華
K是對我影響最大的韓國知識分子。在我抵達韓國釜山的當天，他曾開車到機場迎接。車上還有位從中國移民來的女教授。從機場到寓所的路上，我們三個人用漢語談論飲食、風景、文學、民族、現代性等諸多話題，談到高興處則開懷大笑。這個移動的漢語場與我剛剛離開的文化氛圍形成了微妙的對接關係，令已經身處他鄉的我有賓至如歸之感。後來，我把這段經歷寫成短文，發表在中國的一本暢銷刊物上。為了表達對他的感激之情，我在文中特意披露了他的名字。本以為他會感到高興，沒想到他卻對那些讚美的文字產生了怕的感覺。原來，韓國知識分子非常非常在意自己的名聲，不喜歡別人在文章裡隨意提到自己，擔心其中的敘述引起不必要的麻煩。這點與中國知識分子正好相反，因此，他的反應曾令我暗暗吃驚。明白了其中緣由之後，我決定入鄉隨俗，本文也將以K這個抽象的符號來代表他。
既然是肖像，就不能不標畫K的概貌。他中等個頭，容貌清秀，見人喜歡微笑著鞠躬，給人以溫良、謙和、親切之感。屬於才子型的知識分子，喜歡琴棋書畫，說一口流利的漢語。本是詩人，後來才轉向文學研究。這個經歷與我類似，我因此將他認作韓國的知音：我們不僅有共同的語言—漢語，而且有共同的話題—詩歌。我們共同參加的首個活動就與詩歌有關—一個當地著名詩人教授的退休儀式。在接觸K的最初日子裡，我對他的想像全是詩意的—一個居住在濱海城市的文學才子早晨在山巖上打坐，白天研習和教授詩歌，晚上對酒吟月。過了相當一段時間，我才發現K並非這種浪漫意象的原型，其實際生存狀態遠為緊張和複雜。
談及自己和大多數韓國人的生存狀態，K最喜歡說的話是：「我們被夾在幾個大國之間。」韓國「被夾在幾個大國之間」意味著「韓國知識分子被夾在幾個大國知識分子之間」。「被夾在……之間」既是他對韓國知識分子總體處境的概括，也是其本身日常生活和精神狀態的寫照。「夾」著他的不僅是大國和大國知識分子，還有他承擔的多種社會角色。作為佛教徒、當地禪修會的主席、詩人、教授、刊物主編、大學行政管理人員、兩個孩子的父親，他被夾在彼岸追求和世俗事務之間。與K交往久了，我能清楚地覺察到「被夾在……之間」給他帶來的緊張和痛感。不過，他並沒有選擇從「被夾在……之間」的狀態中退出，而是選擇了在夾住他的兩極之間奔波。從這個角度看，他是自願的苦行者。
初次見到K的人，都難以將他與苦行聯繫起來。面對他人時，他幾乎總是盡量得體地微笑著，給人一種快樂和虔敬的感覺。大多數韓國人都以表層性格溫良著稱，K的表層性格更是溫良到不會說不的地步。別人的請求常常成為對他的命令，他往往不假思索地答應各種各樣的請求。結果就是他有了不斷遞增的頭銜（基本上是副職）和幹不完的雜務。為了不辜負別人的期望，K每天早晨6點就要起床，遲至晚上2∼3點鐘才能入睡。開會、值班、撰寫文件、編輯刊物、帶領禪修會的成員打坐、送子女上下學，他被無數的日常事務淹沒了。對於這種雜務纏身的狀態，表層性格溫良的他實際上不無厭倦之意。只是，他不便於也不善於敞開內心的真相。韓國的文化圈子相對狹小，大多數知識分子並沒有太多可供周旋的空間，只能謹小慎微地生活。身為韓國知識分子，K十分在意別人（包括他未成年的孩子）的看法。有次，他對我說：「我要是不努力工作，孩子們就會想父親怎麼有些懶惰啊。」子女的觀點都會成為對他的命令，更遑論其它了。用K本人的話說，他不是想做事而是不得不做事。不想做而不得不做，內心必然有衝突乃至苦痛。許多韓國知識分子喜歡以酒來緩解壓力，K則選擇了禪修。禪修的主要方式是打坐。打坐中的人會進入一種似想非想的狀態。此間，心如空齋，俗物遁形，宇宙安寧。這種感覺具有巨大的平衡力量。俗物纏身的他以不斷打坐的方式穿越世俗的疆界，試圖與彼岸建立神秘的聯繫。在我認識他的日子裡，他打坐的次數與日俱增。任何事情一旦被推到極致，就會走向反面。K的禪修實踐意在進入寧靜致遠的境界，但對打坐的過度執著卻使他陷入到更多的雜務中。為了推廣打坐事業，他擔任了當地禪修會的主席，穿梭於佛教大師和普通習練者之間，忙著策劃各種與佛教有關的活動。我曾隨他拜會當地有名的和尚，每次都要與他匍匐在地，向大和尚三叩首。看到他虔誠的姿態，我才明白他的禪修屬於佛教信仰。他打坐時的真實身份是佛教徒而非尋求禪境的詩人。打坐的地點也不在山石之上或幽深的洞中，而是在牆上排列著亡靈牌位的佛教殿堂裡。每次打坐都始於對佛像的虔誠叩拜。周六打坐的時間要從晚上7點持續到凌晨3點，長達8個小時。這種高強度的禪修已經演變為另一種苦行。自從打坐成為每日的必修課以後，K從周一到周日的生活就全部被勞作佔據了，他被更完整地夾在超越追求和世俗事務之間。
我曾隨K到寺廟中打坐數次。從我們任職的學校到那座佛教聖地，需驅車一個小時。在這60分鐘裡，兩個屬於不同國度的知識分子都變成了有閒者，可以進行比較完整的對話。為了探尋韓國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我時常拋出各種各樣的話題，他則幾乎總是微笑著作答。正是在我隨機的提問過程中，他說出了「被夾在……之間」這個精闢的句子。當時，我們正在討論國際關係。在他說「我們韓國知識分子被夾在幾個大國之間」的瞬間，正在開車的他下意識地望了望我，彷彿我是某個大國的化身。的確，至少在那一刻，他面對的中國人只有我。對於彼時的他而言，我就是中國人，中國人就是我，我們之間的交流自然也就是國際交流。我看過韓國人討論周邊關係的書，知道他們所說的大國包括美國、中國、日本、俄羅斯，自然特別想知道韓國知識分子對這些大國的看法。不過，韓國知識分子特有的謹慎使他不願意以民族和國家的名義說話。每當我提出涉及民族性和國家性的問題，他都會巧妙地將之分解到各個派別的立場之上，談的都是韓國左派、右派、中間派的看法。作為同樣敏感的中國知識分子，我很快就體悟到了其言外之意：不存在絕對在先的韓國性，也不能籠統地談論韓國和韓國人。K顯然是想用這種多元主義立場解構來自周邊大國的霸權，但我很快發現他並非徹底的多元主義者：徹底的多元主義者應該站在圓周上，平等地對待萬物（包括民族和國家），而我卻能在K的話語細節中清楚地分辨出仰視（面對西方）和俯視（涉及傳統意義上的東方國家）兩種姿態。本人所處的大國尚在發展中，當然屬於被K俯視的東方群落。從不經常洗頭的壞習慣到學術不規範，國人的種種欠缺都被站在「高處」的他盡收眼底。有次，他繪聲繪色地描述某位來自中國內地的大學校長在韓國數天未洗頭的窘樣，然後不由自主地笑了起來。這笑不是嘲笑，但比嘲笑的意味更複雜。至少在K笑的那個瞬間，我能確切地感受到他的優越感：畢竟，中國和韓國分別屬於「中等收入偏下國家」和「較發達國家」，二者人均GDP的巨大差距決定了兩國知識分子的不同心態。為了消解K心中殘存的高/低二分法，我採用了他的話語策略，多次不動聲色地暗示：中國有南方/北方、東部/西部、沿海/內地之別，並非都如韓國人想像的那樣落後。聰明的他發現了自己的話語漏洞，開始巧妙地以「我們」的身份說話。談到東方人的不足時，他不再說「中國人」、「韓國人」、「越南人」，而是說「我們」。其習慣用的典型句式是：「西方是那樣的，我們就不行啦！」K所說的「我們」不僅指的是我和他臨時構成的共同體，而且代表在全球競爭中處於落後地位的「東方」。言說「我們」的缺陷就是言說「東方」的缺陷。由於這些缺陷的某些部分在韓國已經不復存在，因此，他以「我們」名義進行的反思並非總是包括他對韓國的批評，我在聆聽他的議論時也習慣於將「我們」還原為「我」。「我」明白他不斷言說「我們」的苦心和困境：在「我們」中的內部平等真正到來之前，「我們」的話語中必然存在高/低的二分法；強行解構它不但會將人置於無法說話的境地，而且會遮蔽真相。反對高/低二分法的我實際上也時常重蹈K的邏輯困境：強調中國有南方/北方、東部/西部、沿海/內地之別，豈不是強調南方、東部、沿海地區高於中國的其他部分嗎？只要月有陰晴圓缺，人們就會談論滿月和彎月的區別，就會比較彎月變成滿月的程度。在這個問題上，任何國家的知識分子都難以免俗，K和我當然也不例外。作為「較發達國家」和「中等收入偏下國家」的知識分子，我們都無法超越「被夾在……之間」的位置感，難以克服比較和被比較的話語慣性。
或許是打坐並不能完全緩解「被夾在……之間」的痛感和緊張，K有時也會飲酒。每當小醉之際，平時出言謹慎的他就會吐出若干真言。有次，我們出席師生聯歡的露天酒會，他問：「中國也有這樣的酒會吧？」我答：「有。」接著，他說了句我至今無法忘懷的話：「既然我們兩個國家有許多共同的東西，那就讓我們今後好好相處吧！」 （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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