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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建波
曾蔭權率政府高官帶頭減薪，是問責機制的一大進步，更是承擔落實公僕責任，推動政府職能與財政體制改革的一個嶄新起點。在全球金融危機肆虐的今天，此舉既展現了政府高官的政治務實與成熟，也展現了政府高官們團結一心、真誠服務社會、與民共渡時艱的承擔姿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全球金融危機持續蔓延，香港經濟受外圍市場疲弱的影響，繼續惡化，仍未見底。截止目前，失業率已達到5.3%，GDP收縮7.8%，全年預測將收縮5.5%－6.5%（遠超過預期），面對如此嚴峻的經濟形勢，5月19日香港特首曾蔭權先生宣佈：「將帶頭減薪，與民共渡時艱」。這是香港政府樹威立信的務實姿態，更是問責高官們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分析如下：
官員應與市民共渡時艱
首先，眾所周知，公務員團隊是服務社會，服務市民的公僕。因此，政府官員的表現，代表着一個社會的形象。曾蔭權率政府高官帶頭減薪，是社會承擔的表現，開了個好頭。有助改善香港問責政府的公眾形象，並進一步提升香港政府的社會滿意度和支持率。且較之早前有關「高官減薪，對改善經濟幫助不大」的言論，已顯得高明、務實和積極。從現實和長遠的社會與經濟利益而言，在全球金融危機肆虐的今天，此舉既展現了政府高官的政治務實與成熟，也展現了政府高官們團結一心、真誠服務社會、與民共渡時艱的承擔姿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第二，特首及政府問責高官帶頭減薪，給市場傳達出一個明確的渡危信息，全球經濟繼續惡化，香港經濟最壞的時刻仍未到來。政府高官倡導減薪節流的行動，表達了香港政府將與民齊心協力、共克危難的信心與決心，體現香港政府的思想境界進一步提高，管治理念也更趨務實、成熟和注重效率。因為，高官減薪，減多減少是能力問題；而減與不減則是角色定位、思想態度和服務境界的問題。
第三，政府高官帶頭減薪，將對全社會產生積極而良好的示範效應，有助帶動香港18萬公務員隊伍、公營機構和其他領域的整體減（凍）薪渡危行動。有助穩定市場情緒，平衡社會壓力，進一步提升社會資源運營效率。本輪金融危機的快速深化，使香港金融、建築和服務行業深受重創，減薪裁員潮洶湧氾濫，至今已有近30萬人失業。因此，港府高官帶頭減薪，也是積極問責的表現。有助安撫社會積怨，穩定市場人心，凝聚抗危鬥志。
有助推動公務員薪酬改革
第四，香港政府有責任全面推動香港公務員薪酬制度的改革，努力增收節支、開源節流，以促進香港財政的積極轉型和健康發展。眾所周知，香港財政屬典型的「吃飯財政」，30%的納稅人要供養近70%的人口，財政支出的70%為人頭開支，18萬人的公務員隊伍人頭開支龐大，且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支出龐大，社會「派糖」期望較高。香港貫以高薪養廉，政府現有新酬制度延續港英時期的舊有機制，且受基本法的保護。公務員的高薪及高福利制度與市場平均分配機制脫節，且尚未建立科學的、市場化的調節機制。拉高了社會商業成本，形成「三高」環境（高人工、高地價、高成本）的重要誘因。例如：香港特首現時月薪為37.19萬港幣；各問責局長和政務、財政、律政三司司長月薪也在29.81萬至33.06萬港幣之間，約為現時商界普通白領月薪的10倍和香港低收入階層平均水平（月入1萬港幣以內）的30倍以上。以致壓縮了政府發展經濟的資源投入，財政支出的缺口和壓力日增。且嚴重扭曲了市場勞務分配的定價機制，當經濟危機來臨，市場激烈波動，私營機構迅速收縮，稅收大幅減少，而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仍旱澇保收，易引發社會分配不公的矛盾。因此，公務員薪酬體制必須以時俱進、盡快加以改革。問責高官的一致減薪行動，應成為推動香港財政體制改革和公務員薪酬制度改革的突破口。
第五，政府有責任促進香港全社會盡快建立和完善科學的市場化薪酬調節機制，以降低和平衡整體商業成本。香港80年代後，製造業北移，經濟格局單一，現以金融、物流、商貿、旅遊等服務業經濟為主。因此，本地經濟受外圍市場和國際經濟周期波動影響較大。迅速建立起科學的、市場化的薪酬分配與調節機制，能有效降低政府的制度成本，並幫助各行業較好地控制商業成本，能及時因應市場的變化調節社會資源的分配，降低消耗，提升資源運營能力和效率。並能全面增強抵禦經濟危機衝擊的能力，從而進一步培養和提升香港的核心競爭力。以確保香港經濟和社會長期、持續、健康和穩定的發展。
由此可見，曾蔭權率政府高官帶頭減薪，是問責機制的一大進步，更是承擔落實公僕責任，推動政府職能與財政體制改革的一個嶄新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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