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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輝
雨希：也許我找不到任何理由去批判《紅螞蟻與黑絲帶》的「我」，一個律師—即你說的「他」，「他的陰暗面，他的偽善與小信，他的計較」。這個「我」，也許就是滿街自以為可控制他人的小資產階級照見自己的鏡像。不如談談失去與支配吧，佛洛伊德在《釋夢》（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和《超越快樂原則》（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中，一再把這場fort＼da的遊戲解釋為「幼兒對不在身邊的母親的象徵性支配」，佛洛伊德主義者後來不斷闡釋這場遊戲的深層意義，情人和股票，出身和夢境、妻子和合約，石頭和情書、小妹和線軸，足球和詩句、車站和排洩、電話和月台……愈是隱藏的，焦慮便愈深沉。按照拉康（Jacques Lacan）的說法，最早的喪失物是母親的身體，焦慮驅使我們在慾望無窮的換喻運動中尋求喪失物的替身。
這也許可以解釋不在場的安娜為甚麼以來信代言，來信中有一個這樣的場景：「你還記得嗎？早上我們離開人群，你帶我去了一個小公園……你想拉我走，我叫你想像自己只有六歲。我們是六歲的小朋友，我們玩滑梯，我們盪鞦韆。那個夏天的正午我們的影子很短，像個印章跟在腳下，我記得你吻了我……」只有在信中場景才可以讓死去的復活，離去的歸來，失去的再受支配。還是泰利．伊高頓（Terry Eag1eton）說得好：「寫作不但誘發我們潛意識的『慾動遊戲』，而且讓我們分享某些有意義的信仰和環境，兩個領域還存在着複雜的相互作用：我們需要從中尋索某種精神苦樂的根據。」fort＼da彷彿就是一個經典的小說場景，在「我」看來，只有信中場景才是真實而具體的，現實人生或因俯瞰或因遠觀而浮現出這樣那樣的「螞蟻」，父親坐在大窗前，下面的人群是「螞蟻」，桂花糕的「桂花像被封在冰層裡僵住了的紅螞蟻」，「我」在飛往上海的航機上「夢見一封掛在樹上的信，信封上爬行的紅色螞蟻」……
雷內．吉拉爾的《嫉妒劇院》說的是莎士比亞，由是將嫉妒形象化了，劇場化了，也場景化了，《穿高跟鞋的大象》有一個在舊衣店做臨時工的女子，她帶引讀者觀看一幕鬧市裡有如幻象的真實場景：「那人又拆到舊衣店前這一檔了，檔裡的貨品早搬走了，膠布料包着鐵柱支架成了個缺了兩面牆的房子，又像個短短的隧道。那人在隧道中伸手摘鐵柱，摘完一枝再摘一枝，膠布料一失去了支撐，就一處一處的塌下去，他在不成形的房子裡慢慢收拾。」「……這是否一種魔法，整條女人街一夜間完全消失，一到日間又重新浮現。」「……看見他已在拆着其中一檔，他的身影在膠布料後面擺動，擒上擒下，伸手摘下一條一條長長的形狀變幻的東西，像在做着一台布影戲……攤檔已拆了一半，剩下那一半，像堵頭頂帶鉤的牆……由是，她走過去時，就像經過了城市裡一堵神秘的、不知分開了甚麼的牆。」
這本小說集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大概就是擅於借場景說故事，初讀這些滿有寓意的段落，忽爾覺得，女人街白天和黑夜的「搭棚」與「拆棚」，教我想起姬德波（Guy Debord）在《奇觀社會》（Society of the Spectacle）所言：「在那些現代生產條件無所不在的社會中，生活的一切均呈現為景象的無窮積累。一切有生命的事物都轉向了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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