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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日出》（澳門革新版）
文：陳國慧
對《日出》是並不陌生的。在我那年代的中國語文科目裡，它是唯一一個要唸、要分析的劇本。課本作了容易切入解讀的選段，因而往往對陳白露、潘月亭，和其他人物如李石清、黃省三等一眾人在大都市的愛慾利誘中迷失、沉淪，或在生活底層掙扎的想像，很容易地落入政治正確的框架中。
然而《日出》所要揭露的弔詭，是人在城市高度發展、消費主義橫流的暴力流向下，偏偏反思和覺醒是有必要變得微小的；大敘事、大論述概括了很多所未見的、隱性的可能，而微小之所以必要，是靈動地提供了更多面向的呈現，找到更多切入的空間。曹禺在寫《日出》時，想及是否要用《雷雨》的格局來鋪陳，帶來的震撼、顛覆、衝擊，都是很有動力且別具能量的心靈迴響和文化反思。只是劇作者連自己都覺得那種結構是「太像戲了」；技巧的洗煉一方面展示了其功力，卻也更見斧鑿的痕跡。
於是《日出》的參考點是契訶夫，他的《三姊妹》、《櫻桃園》、《凡尼亞舅舅》等都取態一種淡薄的呈現；沒有宏大的敘事架構，時間的流動和人物的日常被「如實」地置放在舞台上，從來沒有直面過的生活一旦被淡然而不動聲色地浮現，所帶來的悸動卻是沒法與之割離的——正因其日常而貼身的蒼涼。《日出》中陳白露雖然是「主人翁」，但她亦只是大都會中的芸芸一人，她和潘月亭、李石清、黃省三甚至是小東西都沒甚分別；微小的她（們）的自覺即使是存在，也無法以逆向的方式面向主流：「太陽升起來了，黑暗留在後面，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因此以「眾生相」展呈、沒有誰是主角而人人都可以是任何人，是劇作者的想法；而這些「人人」的代表意義，正在於這些微小而日常的省思，是必然要在社會中出現而且被點點凝聚，那我們才有活下去的可能和勇氣。
如此，於四月底在澳門文化中心上演的《日出》（澳門革新版），在處理上便呼應了劇作者的想法。這個「《日出》計劃」由香港的「進劇場」引領澳門的劇場工作者透過一系列的工作坊探索《日出》原文本，並通過再編、再作的方式重新在澳門這個社會脈絡下被檢視並演繹之。導演及劇本創作陳麗珠打破了原來文本的結構，拆解了陳白露、方達生和潘月亭幾個角色之間的心理互動和存在狀態，加上對之的當下想像，和套入學員對身邊的人事與原文本可以產生的可能性，令文本和原來的角色變得更為立體。
台上多個行屍走肉的陳白露，即若是在外表上透露了角色原來「設定」的某種典型；但潛挖她在自己的選擇中既掙扎又「享受」的存在矛盾時，演員們交替互相詰問、審視和質疑：「是甜、是苦？」、「哪兒有自由？」演員共同掌握一個角色，但由不同氣質的介入帶動思考，使陳白露更多的面向得以展示，令人無法單一地用「同情」便處理掉隨之而來的不安。同樣，潘月亭也是「多面睇」的；他們是個體，也是眾生。是次理性、抽離的處理，一方面發掘和發展出《日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這群演員在演出經驗、表演能量、身體掌控上的落差，雖是顯見但亦因為多層面的切割而變得較能夠計算。然而，也許是角色的某種典型性，陳白露（們）的「痛苦」仍然要透過尖叫狂言、激烈情緒來表達；只是向外的力度過強便不免失諸向內探究的可能。
而力度過強亦出現在佈景的處理上，大鳥籠的牢獄意象固然是明顯的（也有人想像成澳門葡京）；同時籠中刻意鋪墊石塊，令每次進入這個空間的動作都必然激起石塊互碰的響聲，其不安又暗啞道盡蒼涼，也因此被賦予了意義。然而，這種意義並沒有完全體現在演員處於籠內的狀態裡。當演員和觀眾，因為進入這個空間的聲音太響而不能忽視之，籠內的狀態便難以和籠外的相乎，而事實上正是相異才有內外之分的需要。可是目前最耐人尋味的，是未見太大的相異；因此響聲的意義空洞而徒然變成雜音，和那些尖叫狂言相應。然而，這群角色的相遇，亦不過是一種在大都會「萍水相逢」的湊興；痛，正是他們在默默擔承生活，和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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