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不是所有人都是精英，但是否精英一定能找到好工，得到合理報酬？ 資料圖片
洪巧俊
大學生就業是當今的熱門話題。2008年全國高校畢業生532萬人，全國平均就業率為70%。今年，全國高校畢業生人數將再創新高——達到610萬人，還有100多萬歷年沒有就業的大學生，加之金融危機導致部分企業發展受阻，求職人數的激增、經濟增長的放緩，使今年全國應屆畢業生在就業問題上面臨着不同以往的難題。中國社會調查所5月份在上海、北京、深圳、西安等地抽取1000位應屆大學畢業生進行調查顯示，到目前為止，2009年大學生就業率整體為35.6%（2009年6月2日《長沙晚報》）。一位仍然沒有找到工作的大學生對我說，她班裡有同學不僅找到了工作，而且找到薪酬豐厚的好工作。她告訴我，她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至今沒找到工作，原因是她來自鄉村人家來自城市，還有一個好爸爸。
差距就在一個「爸爸」
回到生我養我的村莊，串門去鄰居，老哥問我一年拿多少工資，我說五六萬吧，老哥的眼光忽然亮了起來，他告訴我，他兒子去年大學畢業每月才拿1500元，一年也不到2萬元，是不是以後可以拿我這麼多。我說，說不定以後比我還多呢。老哥笑着說，對於他這樣祖祖輩輩種田的孩子，能找到工作也就不錯。「我是忙得早不見床腳，晚不見盤（飯桌）腳，天天如此，一年到頭也只能賺個2000元。」其實老哥哪裡知道，在城市裡每月拿個一二千元，生活卻是十分艱難的，租房、吃飯、加上水電、車旅、生活必需品等費用，要節省幾塊餘錢也難。有的時候人是無法比的，我沒有告訴他，深發展董事長和平安保險首席金融業務執行官的年薪都是1500多萬元，因為我怕嚇倒了老哥。
我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參加工作的，應該說，那時教育還可以促進社會公平，大學畢業後，農民的兒子和當官的兒子單位可能有所差別，但工資待遇還沒有什麼差別，農民的兒子只要有真本領，也能進好單位工作，比如縣委機關。我這個只有高中文憑的農民兒子，就是憑着發表的文章進縣委機關工作的，之後還當上了縣委部門負責人。如果是現在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就是有大學文憑，沒有背景和關係也不能考上公務員。村裡有兩位大學生，一位三次考公務員，筆試都是第一名，但最後都沒有錄取，而另外一位只考了一次，筆試是第三名，卻錄取了。村裡人誰都心知肚明：前者既沒背景又沒有關係，後者則有一位當副鄉長的爸爸。
《鳳凰周刊》刊登了「國有企業高管2008年薪酬不完全排行榜」，年薪103.64萬元的是88名，也是最後一名，第一名是1598萬元，前10名總額是10323.92萬元，平均每人超過1000萬元。這些高管中的確有不少精英，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精英。一位國企女董事長說，她靠的是自己的拚搏努力，才有今天的。結果引來網友噴口水：「你沒有一個好爸爸，能有今天？」「我的能力決不會比你差，差的只是一個好爸爸」……因為網友都知道她爸爸是位高官。我不知道那些拿着百萬千萬薪酬的高管又有多少是高幹子女，難道他們都有經營管理的本領？
知識改變命運的年代
有一個成語叫做「窺一斑可見全豹」，以我村大學生「滑轆轤」的變遷，可看到中國鄉村大學生幾十年來的風雨歷程。我是上個世紀60年代出生的，但真正能看風雲變化，感世事滄桑，還是七十年代。所以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來寫我們村裡的大學生，比較理性和客觀。
七十年代初期，那是還沒有恢復高考制度，嚴格來說，我們村裡人還沒有一個人是大學生。村裡人沒有考上大學，並不是村裡就沒有大學生，有一個從城市裡下放到村裡的大學生，卻是受貧下中農監督和管制的反革命分子。每次開批鬥會，他就和村裡的地富反壞右們站在一起。他戴着一副眼鏡，有一次隊長讓他去挑秧，在田埂上摔了一跤，眼鏡掉在水田裡，他就像一個瞎子到處亂摸，在旁的村裡人都在笑，有的還笑得前仰後合，唯有那位長得美麗善良、辮子粗又長的「小芳」，走過去幫他拾起眼鏡。
後來這位「小芳」要嫁給這位反革命分子，嫁一個「馱犁，犁又重；馱耙，耙又重；馱燈芯又無功的人」，每天拿的工分跟女人差不多，豈能養家餬口？一個女人要跟着他，享福沒有，受累倒是，再說嫁給一個反革命，就是反革命家屬，生的孩子也是小反革命。「小芳」的父母是竭力阻止，用繩子捆綁住她，不准她去約會。只有那位在大隊當幹部的叔叔既不支持，也不反對，小芳的父母每次找他，要他把這反革命分子攆走，他就總是說那句話：「生米煮成了熟飯，你們就不要把孩子逼上絕路。」據說，「小芳」和反革命大學生拿的結婚書都是這位叔叔批准的。
1977年，我國恢復了高考，「小芳」已是兩個小反革命崽子（村裡人語）的母親，卻在複習功課，準備迎考，沒想到這個初中還沒畢業的「小芳」，卻考取了全國重點大學，成了我們村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大學生。村裡人又說，「小芳」又沒有「後眼睛」（鄉語，意預測的能力），咋就知道會恢復高考？不過「小芳」愛反革命大學生，是傾慕他的知識，他輔導了「小芳」這一點是肯定的，要不然一個初中還沒畢業的人要考取全國重點大學是很難很難的。走的時候「小芳」左手提着一個「蛇皮袋」（化肥袋），右手牽着丈夫的手，還是反革命的丈夫背着一床棉皮。幾年之後，這個反革命分子平反了，回城市去了，兩個孩子也進城了，和他們的媽媽生活一起。村裡的第二個大學生是「小芳」的弟弟，當「小芳」和那個「反革命」坐着小車來吃弟弟上大學的喜酒時，村裡人似乎明白了，讀書就能當官坐小車，讓人刮目相看，於是村裡人紛紛找到「小芳」，要求她和丈夫傳些經驗給他們的孩子。「小芳」帶來了很多書和複習資料。
從此，村裡每年都有人考上大學。不過這是八十年代的事情。那時大學畢業不愁沒工作，就連那些中等生畢業後，一個個都能找到好工作。到了九十年代後期，大學畢業生找工作難了，進機關當幹部就更難了。這個時候我在縣委部門擔任負責人，每年的分配工作之前，就有親朋好友、鄉里鄉親找上門來，請求幫助他們的孩子找工作。如果是計委、人事部門的負責人，那肯定好辦些，可自己又不是，所以要幫還得找關係，但人家求上門來了，還得硬着頭皮去找人。有的雖然跑得很辛苦，但最後總能搞定。有的在縣機關，有的在鄉鎮政府，總之還能有個工作，當個幹部。那時的大學畢業生都能有一份工作，只是沒有背景和關係的人就當不上幹部。
離開家鄉10年，村裡考上大學的人數更多了，但當幹部的人是越來越少，就是我還在縣委部門任職，恐怕也幫不上忙了，因為現在不是分配，而是考，如今考公務員的人太多了，有時一個職位幾百人去考，你有關係，別人的關係比你更硬。父親說，從你去沿海工作後，村裡考取了大學生幾十名，當幹部就一人，因為他的姨媽在縣委當辦公室主任。父親跟我說，那個叫勇俊的孩子你還記得嗎？當然記得，小的時候機靈，又會讀書，總是考全年級第一。父親說，你能不能幫幫他，找家好企業讓他的工資高些，他在一家企業工作，工資不到2000元錢，城裡找不到姑娘，春節回家時想找個鄉村姑娘，有人介紹鄰村一位做裁縫的姑娘，對方提出彩禮要8萬元錢，他的父母咬牙答應了，決定借錢把這個媳婦娶回家，可最後這位姑娘說，一個大學畢業生賺的錢還沒她多，要是失業了，種田又不會，粗活累活又不能幹，怎麼能養家餬口？不嫁！
聽了父親的話，驚愕，心裡是一種苦澀。然後是喟歎：這是鄉村大學生的滑轆轤！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