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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德
臧克家《詩與生活》談及四八年底至四九年春天避居香港的一段生活，大概詩人也感受到香港生活迫人，他首先提及現實的經濟問題：「我到香港以後，見到馮乃超同志。他問了一下上海的情況，便代表黨組織送了我一百元港幣。」
馮乃超是詩人，時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文委書記，他「代表黨組織」助臧克家解決經濟問題相信不虛，但我總想像，臧克家初到香港，戰友見他經濟拮据，欲幫助他又怕不肯接受，於是假託黨組織之名……這當然是戲劇式想像。戰後的一百元足夠讓臧克家維持一段時日，但也不能一直如此。
於是，他以最熟悉的生財工具—筆桿來賺取稿費，他說：「為了眼前的生活，我又提起筆來。《文匯報》副刊，在上海時，我是經常撰稿人，可說是老朋友了，一聽這報名，就有點親切之感。編輯部的同志們來約稿，來慰問我們，實際上也就是幫助我們，約了七位文友，每周每人規定好要寫一篇。記得有端木蕻良、聶紺弩等同志。另外，《大公報》社的朋友方蒙同志也找上來了。記得為他寫了一篇專論，送稿費港幣六十元。」
由此，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至四九年三月間，臧克家就在香港的《文匯報》和《大公報》陸續發表了二十多篇詩歌、散文和評論，包括懷念李廣田的〈寄廣田〉、寫達德學院之行的〈自由、快樂—達德學院歸來〉和政治諷刺詩〈「和平」的身價〉等。四五十年代之交，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轉折期，香港有幸參與和支援，臧克家等作家在香港報刊留下大量作品，都是歷史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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