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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陳小津與羅新安（左一、新四軍副軍長羅炳輝的兒子）、張小布（左二、上海工學院黨委書記張敬人的兒子）、張定遠（右一、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副參謀長張元壽的兒子）在上海。
——摘自陳小津《我的「文革」歲月》
1967年「一月風暴」後，父親、母親相繼被隔離審查，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個月僅有15塊錢生活費。這點錢根本不夠生活，我每天處於尋食狀態。身邊的幾個「走資派」子女也一樣，實在餓得不行，我就帶他們跑到小餐館，打打「牙祭」。
三餐不繼 小餐館「打牙祭」
當時上海的小餐館，每張桌子上有一些點菜用的木夾子，上面有該桌的編號，譬如說5號桌，夾子上就寫着「5」。大師傅把菜做好了，服務員就憑夾子上的編號上菜。我們就鑽這個空子，先點上三兩個廉價的菜，然後趁沒人注意，把我們桌上的夾子放在遠處的桌子上，再假裝說話等朋友來，讓飯館先不用急着上菜。等到遠處桌子上來了人、點了菜，服務員取走了本應是我們桌上的點菜夾子，上菜時自然就送到我們桌上。我們趕緊狼吞虎嚥。當其他桌上的人等急了，大聲喊「怎麼還不上菜」時，我們就溜之大吉。當然，每個餐館只能光臨一回，受了窩囊氣的服務員肯定能回憶起我們的模樣。
1966年6月以後，「文化大革命」在北京的大中專院校率先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隨着父母一個個被揪鬥、被打成「走資派」，我們這些子女們都成了「黑五類」，每天不得不東躲西藏。文革初期，鍾期光伯伯和凌奔阿姨的家，就成為我弟弟東棋、葉飛家的小楠、小毛，還有譚啟龍家的小馬(譚大駿)的避難所。 東棋後來回憶說：「他們（鍾期光伯伯和凌奔阿姨）家人本來就多，周末再加上我們幾個去吃飯，真是太不容易了。」
「臨時母親」提供避難所
凌奔阿姨家孩子很多，他們都很有父母之風，與其他孩子親同兄弟姐妹，有飯同吃。凌奔的小女兒娓娓才十二三歲，每天慇勤地給大家洗衣做飯。小楠和小毛都非常喜愛這個十分懂事的小妹妹。那時，坐公共汽車從清華或北大到軍事科學院，每人1毛錢，小楠和小毛都捨不得花。可她們與娓娓一道逛公園時，卻捨得花兩三毛錢給娓娓買山楂糕吃。這可能算得上是在那個艱苦年代裡對這位小妹妹的「犒勞」吧。
凌奔阿姨把老戰友的孩子都當成自己的孩子，非常關心我們的生活與成長。我們這些住到她家裡的孩子都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正處在懷春萌動的時期。孩子們情感上的問題本來應該由他們的父母來關心，凌奔阿姨卻成為了大家的「臨時母親」。
昔日熱熱鬧鬧地聚在凌奔阿姨家的這些「走資派」子女們，轉眼間都各奔東西，有的下鄉插隊，有的畢業分配到外地。到了1969年，年紀最小的娓娓也被安排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臨出發那天，學校要求把行李送到離家有五站路程的101中學。娓娓正在為行李犯難時，尚未從清華大學畢業的東棋來了。東棋幫她收拾好了兩大箱子行李，又跑到軍科院食堂借了一輛平板車，送娓娓走上建設兵團的第一步。
歲月悠悠，往事灼灼。對於我們這些「走資派」子女們來說，三四十年前的那段艱苦的「黑色時光」，早已成為我們一生中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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