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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德
阿爾維托．曼古埃爾（Alberto Manguel）在一九九六年出版的《閱讀地圖》（A History of Reading）一書中，記述他年輕時為視覺受損的作家博爾赫斯誦讀書籍時，從博爾赫斯的解讀中，得以感悟詩歌技法的過程。
有一天他為博爾赫斯朗讀吉卜齡的小說〈越過愛爾蘭東部〉，有一節提到小說中的印度寡婦以不同物品的集合作為一種訊息，發送給她的情人，博爾赫斯驚訝這種語言的詩性及高度象徵能力，曼古埃爾在這一段敘述的註釋中補充，吉卜齡的寫法並非獨創，根據另一位作家的說法，還有另一種集束訊息的記述：「在東土耳其斯坦，一位少婦捎予他的愛人一道音訊，內容包括一塊茶、一片葉子、一枚紅果、一隻乾的杏子、一個煤塊、一朵花、一顆小石、一塊糖、一隻鷹羽及一顆豆子。」
作家解釋這組訊息的意思是：「我再也無法喝茶，沒有你我就像葉一般蒼白，想起你我便臉紅，我的心像煤炭一樣燃燒，你如花般美，而且甜如蜜，但你的心若硬石嗎？若我有翅，便將飛向你，我就是你，你手中的一顆豆子。」
日常語言在表達情意上有許多局限，此所以我們需要詩歌，特別是詩歌語言所製造的象徵意義，正補充了日常語言的單一性。集束訊息與詩歌語言非常近似，彼此都是以連串意象製造組合式象徵，前者對語意還原要求一定的精準性，後者卻容許甚至導引誤讀和歧異；因為有歧異才讓意象組合的效用相乘而不是僅止於相加，而連串的相乘往往指向無限大，由此而造就了一種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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