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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今要看這樣的「狠批評」，難矣。
黃仲鳴
有一位榮休教授，看了拙著《不正則鳴》之後，在報紙專欄上，送在下兩頂「夫子」、「剃頭師傅」的帽子，認為在指正別人寫錯字、用錯詞時，不要指名道姓。這種「溫柔敦厚」、一副「慈悲為懷」的「道德臉孔」，禁不住使我想起了龍應台的「鐵面」。
龍應台是方今兩岸三地的文化大紅人。她八十年代批評台灣社會的《野火集》，迄今仍為人津津樂道。她「落地香港」六年，所寫的一系列文章，備受文化界矚目。近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更使我廢寢忘餐的捧讀。
龍應台不僅是個社會觀察者、文化人，八十年代，她已在台灣文學圈燒起了另一堆野火，燒向不少當年已具名聲的小說家。她下筆，絕不姑息，也絕無感情包袱，認為台灣文壇需要這種襟懷，需要這種真正的批評文字。她說：「冥紙愈多愈好。」
她沒有把被批者隱名。
於是，我重翻了《龍應台評小說》（台北：爾雅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七月四版，初版於同年六月。短短一個月，就出了四版，可見這書的暢銷和影響力）。記得當年捧讀時，震撼力異常巨大；也影響了我在報上的專欄塗鴉，在批評別人的作品時，也大撒冥紙，致得失了不少朋友。但這不要緊，我但求心安理得。做批評，實應如是。
龍應台燒小說大家的虎鬚，一個又一個，絕不手軟，如批白先勇的《孽子》：「是一盤未篩過的金沙，其中有幾塊閃耀的金子，沙粒卻也很多。」好一個「很多」！跟着舉證，看得令人信服。又如批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是本很糟糕的小說，很不有趣的喜劇。」「《玫瑰》是部諷刺小說，但是作者本身不斷地旁白把諷刺的意旨直接的說出來，大大減少了讀者參與的餘地。」「這本諷刺小說讀來味同嚼蠟。」這些不留情面、嚴苛的批評文字，在講究「溫柔敦厚」的台灣文界，的確是「驚天動地」。而對王禎和的「硬滑稽」，更是鞭撻得不遺餘力，且看：
「偶爾一次把『pause』翻成『潑死』，或許能達到逗人一笑的目的。可是樂此不疲的一再把酒名說成『幹伊娘』，把『早安』說成『摸奶』，把『人民』說成『屁股』，不但令人生厭，而且是很廉價的笑料，和二十年前粗製濫造的台語鬧劇沒甚麼兩樣。」
至如施叔青的《愫細怨》：「因為剪裁的工夫不夠，所以作者似乎沉溺在『編故事』中，小說的主題反而被曲曲折折的情節、瑣瑣碎碎的細節所淹沒。」最後還「教導」施叔青：「寫小說的人像園丁一樣，有許多枝葉，雖然蔥綠可愛，還是要大刀大斧的剪下來的。」
挨批的作家是否「受教」，是否仍和龍應台做得成朋友，那就不得而知了。
文學批評和字詞批評一樣，要隱名，那就毫無意義，文章的說服力也不夠。君不見，大陸風行的期刊《咬文嚼字》，每一篇的「咬」和「嚼」，都是有名有姓，有出處，赤裸裸的。「溫柔敦厚」，為錯者隱的文字實在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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