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導演於慕尼黑影展進行交流
文：翁子光
俄羅斯電影大師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如是說﹕「如果有一天電影的拍攝工具像雕刻大理石用的雕刻刀，或者像繪畫用的畫筆那樣輕便簡單，屬於電影的靈感之神將會變成眾多藝術裡的宙斯。」這番話可說是感慨，也可說是看化。電影的製作過程往往是消磨導演意志的時候，對於獨立電影更甚，因為每個部門在執行間要達到導演每個想法的要求時，其實都必然存在著落差。即使有導演認為自己與各部門的合作可能會因為不同的想法可以擦出火花，但這本來便是很不科學的事，因為導演掌握以電影語言轉達劇本的過程，本來便是需要有一整套有機而完整的構思去支撐，故此絕對的獨裁在這個層面上反而是理想主義的終端。演員、攝影、美術如果可以完美無瑕地趕上導演的原意，才是導演具備控制力的指標，然而若導演對成品形態為何本來都只有一片模糊的概念，那麼是不是就代表這位導演根本不具備專業資格？而電影要達成某一種形態，導演是不是以其是否能還原自己最初的想法作為把持的根據？還是我們都應該相信「每部作品都有她的命」，導演不過是一隻棋子？
對此，我有一個信仰，就是一個導演的作者個性定位，最大的落腳點，在於他是否能在理性和近乎病狂的混沌間找到一席之地。癡狂的已故導演法斯賓達（Rainer Werner Fassbinder），及把生活淡泊化如流水的當代導演戴丹兄弟（Jean-Pierre and Luc Dardenne），都是我的心頭好，卻像是迴盪的兩極，一邊張牙舞爪，一邊靜若處子，可是被欣賞的卻是一致的，便是他們對自己導演定位的決斷和利落，一旦落實便如老僧入定，投身靈思，再無雜念，在原野上赤身感受自己的存在。
我要反對的，是導演心志被製作層面的瑣務困惑，這不是指導演應該在製作階段置身事外，反而是要學會在兵荒馬亂間保持清醒。土耳其導演魯里比茲舍蘭（Nuri Bilge Ceylan）在拍攝《遙遠》（Distance）時，拍攝現場只有六個工作人員，拍出來的電影卻是如此靈光四溢，簡潔舒坦。為什麼作為導演總是會埋怨拍電影資源不足？是因為每個資源調配的決定都存在放棄其他可能的代價，導演手上最大的資本，是他做每個取捨時最清淨的耳根和思考模式每一度起變化時的自覺，卻並不是一個懂得任何電影技術的導演所一定、卻又更應該擁有的。所以，拍電影有時更需要的，是一種狀態，傷春悲秋的悟感被我們誤以為是與生俱來的，是因為我們願意相信我們失去的是我們本來並不擁有的。在導演的工作上，我嘗試把表面上看到的都不當真，結果發現了一套邏輯，用來催化片中各同夥與自己的融合，在這裡分享一下：
導演負責編劇，編劇負責觀察，副導演負責參與，攝影負責佈置，美術負責提示，剪接負責把握，音樂負責跳舞，演員負責嘗試，全部人負責思考，時間負責執行。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