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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內的未名湖和博雅塔。
——讀《從廢園到燕園》
顧 農
如今的北京大學校園曾被胡適稱為「世界最美麗的校園」，而該園先前乃是美國教會辦的燕京大學的地盤。解放後燕大併入北大，北大遂由城裡的沙灘（編輯註：北京市區一地名）一帶遷入燕園；經過多年的發展，當然已經擴大了很多很多，但從西校門到未名湖以至朗潤園一帶，以及主要的幾座老教學樓、女生宿舍（現在全是院系的辦公室），亦即校園裡最美麗最有特色的那些地方，還是老燕園的遺產。上世紀五十年代新蓋的宿舍樓，例如我住過多年的三十二齋，卻是沒有什麼靈氣和個性的火柴盒式的東西。九十年代以後新建的房子當然要好得多，漂亮得多，回母校時一一看到過，深感鼓舞，但沒有進去過，不免缺少親切之感。
在燕園我呆過七年。前五年（1961∼1966）是本科生，後兩年（1966∼1968）不知算什麼東西，當時只說是「留校鬧革命」，發給大學畢業生的工資——這錢只發給我們五年級，一二三四皆不與焉。負責給我們分錢的老師是後來大名鼎鼎的裘錫圭先生，他那認真的表情和謹嚴的做派，至今還印象很深。像我們這種被賴在校園裡「鬧革命」走不了的資深學生，在中國教育史上大約要算是空前絕後的一種怪物吧。
那時我們同學都想盡快離開這個可怕的「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我自己是在還沒有辦理離校手續之前就匆匆離開了，一切善後皆托家在北京的同學代辦；走後沒有幾天，校園裡狼煙四起，武鬥大為升級了，未能躬逢其盛，暗暗慶幸。而前五年的學生生活，則有很多美好的回憶，上個世紀末我在一篇小文章中寫道—
前些時無意中翻到一本《侯仁之文集》（北大院士文庫之一），其中有侯先生研究勺園歷史沿革的文章，不禁勾起一段美好的回憶。大約是1962年吧，我在北大中文系讀書，業餘擔任校刊副刊的編輯，有一次幾個人商量如何向老師約稿，我說前幾天聽過侯先生一次講座，講北大校園內幾個園子的來歷，很有意思，可否請他寫出來給我們發表？大家都贊成，於是我便跑到燕南園去登門約稿。侯先生當時是地質地理系系主任，工作極忙，我冒冒失失闖進去，他卻很親切很客氣地接待了我這個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編輯，並且很快按我們的要求（分若干篇，每篇寫一個園子，不超過一千字）寫出了文稿，交我們發表。《文集》裡這篇文章當然要博大精深多了，主要內容則是一致的。（《聽簫樓五記》，東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頁）
那一段時間我對燕園的歷史很有興趣，甚至還到圖書館查過一點有關勺園的材料。學生時代要學的東西太多，年輕人興趣轉移起來也很神速，很快就不知道又去「研究」什麼新的「學問」去了。爾來四十餘年，燕園的歷史及其變遷於我已經非常遙遠，只偶爾還躺在未名湖邊的草地上看書——那當然是在夢中。
最近在書店看到一本唐克揚先生著的《從廢園到燕園》，是專門寫燕園來歷的，趕緊買一本來看。本書封底的介紹文字道：
本書作者深入調研耶魯大學、哈佛大學收藏的大量有關燕京大學的檔案資料後，以詳盡的第一手史料和百餘張珍貴的歷史圖片，嘗試重構出這段從「廢園」到「燕園」的歷程。作者不僅著意勾勒繁冗物質建設的脈絡，也常關注建築研究易於忽略的「人」的歷史，從中可以瞥見上世紀20至40年代對中國公眾尚很新鮮的「校園」生活的場景。
看完全書後深感這並非現在常見的聲譽不算太好的廣告，而是很得要領的指點。本書介紹那些「繁冗物質建設的脈絡」不僅頗細緻，而且很可讀，甚至不乏發人深思的段落。即如現在名滿天下的未名湖，據本書的敘述可知，並非出於當初的精心策劃，而是在多種因素和機緣合力下達成的最後結果。「燕園規劃遠遠談不上是建築師一個人說了算的產物，也談不上有絕對的規律可尋。最初的想像和我們今天看到的一切可能差之千里，而導致最終的變化的，又往往是一些建築師本人不能控制的因素。」（第83頁）其實豈止建設一座校園是如此，許多事情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努力做下去，結果很可能出人意料的美好。
本書作者對於設計燕園的主要建築師亨利．K．墨菲（Hnery Killam Murpfy）介紹甚多，如果能有幾段更為集中的論述也許更好些，因為這個人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實在是一位重要的人物，好幾所教會大學的校園都與他有關，而他對於建築以至文化上的中國元素始終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專門為此公寫一本傳記都不為過，唐克揚先生有意乎。（《從廢園到燕園》，唐克揚著，三聯書店2009年8月版，定價：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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