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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 磊
大約是在柏楊老人去世的那一年春天，我在席殊書屋裡看到一套先生的《中國人史綱》。於是，用八折的價格買走這套新書。一邊走出書店，一邊還在想：台灣的那個老頭兒因此賺了我的版稅了。
卻不料，幾個月後，柏楊先生就辭世了。
因為偶爾也讀讀《史記》和《資治通鑒》，國內的歷史多少也了解一些。所以讀柏楊的《中國人史綱》，也就覺得很有些平淡。但是，其中有一個「瓶頸定律」，引起過我的興趣。柏楊說，「這使我們發現一項歷史定律，即任何王朝政權，當它建立後四五十年左右，或當它傳位到第二第三代時，就到了瓶頸時期。」他的意思是說，如果一個王朝，比如唐、宋、元、明、清，在第二代到第三代之間保持了平穩過渡，那麼王朝大抵可以維持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段。
無獨有偶。日前看到席宏斌先生的《國運》一書，發現也有類似的看法。在這本副標題為《古今中外的開國六十年》的著作裡，作者從漢代開始，一直鋪排到公元2009年。其間，歷數了中國兩千多年以來各個時代的興亡更替。席宏斌先生的觀點是：六十年是一個重要的關節點，歷史上無論漢、唐還是明、清，六十年的「瓶頸期」之後，都進入了太平盛世的歲月。
我對所謂「太平盛世」歷來不太感冒。按照我的理解，一個社會，如果確實能夠大致保證公平和正義的實現，穩定和發展是不成問題的。一個國家，至於六十年還是四十年能夠走出所謂「瓶頸期」，探討這種指標是否存在意義不大。實際上，據我觀察，無論柏楊的「瓶頸定律」，還是席宏斌的「六十年定律」，都沒有擺脫中國傳統上所講的「富不過三代」和「六十年一甲子」這個說法。按照席宏斌的理解，六十年是三代人。如果三代人之後這個國家仍然平穩，那麼接著而來的一般就是盛世了。
這個說法，未免不夠嚴謹。這種判斷，是一種「經驗科學」。儘管很多時候，「經驗科學」也是一種科學。但是，「經驗科學」和實驗室裡的科學相比，差得很遠。也就是說，這種以六十年來界定社會是否穩定、是否進入盛世的觀點是經不住推敲的，是一種野狐禪。
中國的歷史，進入1840年以後，面臨著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產生這種變局的原因，乃在於東西方文化的碰撞和東西方實力的失衡。一百多年以來，東方學習西方是一個慣例。即使在今天，無論科技還是文化教育，東方仍然源源不斷地從西方汲取營養。這，是一種現實。今天，如果再用「六十年一甲子」的觀點往新的史學研究領域生搬硬套，無疑缺乏根據。當全球化已經成為現實，當經濟和文化交流已經成為必需的課題，當東、西方的文化和政治已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時候，重提六十年或者四十年的「瓶頸期」，幾乎毫無意義。
但是，席宏斌先生的這本《國運》，也給我們提供了一些較新的觀點。比如，在談到中國和西方的差距時，他提到：中國和西方真正的差距從王安石變法失敗以後就出現了。1088年，西方出現了第一所嚴格意義上的大學。這所大學的出現，使得「思想自由和學術獨立」成為現實。席宏斌說，正是大學的建立和獨立才使中國和西方拉開了距離。
這個觀點，無疑具有很高的含金量。
今年，是劍橋大學建校800周年。八百年裡，劍橋大學校園裡書聲琅琅，一直沒有停歇。無論外面的世界有多喧囂，無論外面的世界有多少變化，劍橋大學始終的引領自己的學生追求真理、追求真知。就這一點而言，說劍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學府並不為過。
眾所周知，中國沒有一所大學的壽命超過800年。不僅如此，中國現代意義上的大學距今也不過一百多年。在這800年間，中國的書生們或者傳統知識分子們並沒有劍橋那樣的幸運。儘管大家高呼著「治國平天下」和「匹夫有責」的號子，其實所走的，不過是一個「讀而優則仕」的老路而已。
至於劍橋大學之所以能夠保持800年的身姿而不變，顯然與西方大學的高度自治不無關係。900多年來，西方的大學享有了很高的自治權。在西方，很少有人（即使是王室）想要去干涉大學的內部事務。這一點，使得「思想自由和學術獨立」成為一種現實。使得學術和思想的研究與探討工作不必小心翼翼地匍匐在權力的腳下稱臣，從而為社會的發展提供了源源不絕的智力支持。
「當今世界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這句話，二十多年前就已經耳熟能詳了。不僅如此，《第X次浪潮》等書籍都曾經在國內知識界引起轟動。這些觀念，看起來激動人心，說到底其實很簡單，就是重視教育和尊重人才。而尊重人才，則顯然必須從解放人的思想和尊重學術獨立開始。
就這一點而言，1088年的歐洲，就已經走在了我們的前面。
就這一點而言，在文化和教育界重新開始一次新的啟蒙，當然是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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