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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也許用三個時間標記可以清晰看到六十年國慶的歷史坐標意義，以及中國在這一歷史坐標下的成就、困惑和使命。這三個時間標記分別是：一、建國六十年與過去一百五十年；二、過去六十年之中的前後三十年；三、未來的三十年和六十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北京舉行了隆重的慶祝和閱兵活動。筆者之前曾撰文，從大歷史和大文化的角度透視六十年國慶對中國的意義。循着這一邏輯，人們可以繼續做一些更為深層的探索。
過去150年的中國道路
首先，就建國六十年和過去兩百年而言，筆者之前在評論中指出，從1820年代開始，中國衰敗進程加劇。中國曾嘗試過各種辦法，歸納起來無非是改良和革命兩種，學習的模式從西方到日本，又到蘇聯。但十九世紀末所有的改良努力幾乎都告失敗，最後只能訴諸革命的道路。於是，二十世紀又爆發了兩場革命，一場是辛亥革命，另一場就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但無論是改良還是革命，歸結到最後，都是仁人志士用不同的方法、途徑和意識形態，試圖拯救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
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雖然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令人刮目相看，但過去百多年中國的困惑卻並未完全消除，即：一、技術上如何追趕西方？二、在制度上如何保證現代化的成功？三、如何更新和提升中華文化中有助於現代化發展的元素？
此次中國大陸國慶和閱兵，台灣對解放軍軍力發展的恐懼和牴觸有所降低，這當然得益於近年兩岸關係的緩和。但由此在兩岸之間出現的某種微妙內心連接，則似乎更值得解讀和珍惜。一言以蔽之，這就是過去兩百年在全體中國人心中沉澱下來的渴望民族富強的願望。
前後30年：須系統梳理
其次，就過去六十年之中的前後三十年而言，最近在中國大陸內部有一些出自不同角度的觀點和爭論，其焦點是：前後三十年究竟是否可分？當然，從官方維護穩定的角度出發，自然希望將前後三十年看成一個整體。但其實，無論是將前後三十年看成一個整體還是前後割裂，都會面臨一些深層的困惑，需要人們極為仔細地進行剖析。不然就會陷入一系列因缺乏邏輯梳理而產生的簡單化和模棱兩可的思維泥淖，比如：前三十年的基礎是否奠定了後三十年的成就？今天的中國到底是否定前三十年還是繼承前三十年？……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必須看到，前後三十年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是相同的，三十年前的撥亂反正和開啟改革進程，來源於中共黨內的開明力量，而非任何體制外的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說，未來中國的大多數進步，恐怕只能依賴於中國現有政治體制內的開明力量。
同時，正是由於前三十年的工業、軍事尤其是民族自信心等方面的基礎，才使後三十年的進步成為可能。一九四九年後創建的舉國體制，雖然在社會利益日漸多元化的今天，已經而且還將繼續顯示其與現代市場經濟的深刻邏輯悖論，但從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角度看，必須承認，舉國體制對於整合一個百年衰敗的民族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即便這種作用具有相當的時間性和階段性。
但同時必須看到，若沒有後三十年的努力，那麼前三十年的經濟和政治政策則可能到今天早已將中國弄垮了。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時，中國有一種說法「國民經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十分形象地描繪了當時的真實情形。其實，即便沒有文革，就是文革前十七年的經濟政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全球化浪潮中，也沒有繼續維持的可能。
因此，今天人們要做的是，既要肯定前三十年在整合衰敗中國方面的功績，但同時也要果斷否定前三十年的謬誤。這種謬誤歸納起來就是，繼續用革命的手段來從事現代化事業，用急躁和盲動的情緒替代科學的發展規律。
但在果斷否定前三十年謬誤的同時，人們對前三十年還是應抱着寬容的態度，並輔以理性的思考和整理。前三十年的謬誤，從大框架上看，屬於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迷茫和迷失；與其將謬誤歸咎於某一個領導人或領導集團，還不如更多地從中國精英在百年現代化過程中的心路歷程上多做一些探究，這將來得更具有深刻性和建設性。
涉及到今天，由於對前後三十年始終沒有做過清晰的邏輯整理，因此在兩者不可分割的背後，人們依然在今天－亦即改革開放三十年後－依然能在許多思維和行為模式上找到前三十年的影子。因此，為了未來三十年、六十年的道路走得更加自覺、穩健，人們還是有必要在承認前後三十年不可分割的同時，對前後三十年做一番系統、邏輯、冷靜的梳理，尤其是須注意以下幾個層面的問題：一、前後三十年裡，有哪些階段性的做法，有助於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二、前後三十年裡，有哪些做法雖階段性有助於現代化進程，但卻無助於建立一個保障現代化成功的基本框架？三、前後三十年裡，有哪些做法雖有現代化的良好願望，但卻與現代化的真諦背道而馳，因此必須果斷拋棄？
未來30年和60年：中國的使命
行文至此，已涉及到未來三十年和六十年中國面臨的挑戰。這些挑戰一言以蔽之，就是如何建立一個保障現代化成功的基本框架。過去數百年西方現代化的經驗顯示，經濟和社會現代化的成功，必須有賴於法治和政治民主的基本框架，只有這樣才能做到現代化的長治久安。
筆者在之前的文章中指出，由於中國歷史的悠久和文化的深厚，以及中國自身獨特的國情，中國在現代化模式上不可能完全複製西方制度的版本。但中國如何在中國文化的基礎上創造出一個適合中國現代化成功的基本框架？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體制困惑，其背後也不僅是政治原因，而是一個深層的文化困惑。
因此，未來三十年到六十年，中國面臨從清末到「五四」運動沒有完成的兩大使命：一、建立現代化的保障框架；二、提升和整合中國文化，使之既有助於現代化保障框架的建構，同時也有助於東西方秩序的調適和平衡。
但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就可預期的未來而言，中國必須在逐步解決社會矛盾的過程中探索符合中國的現代化保障框架。無庸諱言，今天中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積聚了許多相當激烈的內部矛盾（腐敗、貧富不均、社會和民族矛盾等）。中國模式能否持續，有樂觀和悲觀兩種觀點，但其中的關鍵是：中國模式中，究竟是否有自我完善機制的萌芽或支撐點？如何循着這些支撐點探索上述兩個未完成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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