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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香港記者朋友聊天
艾國剛 北京
幾位香港記者在新疆烏魯木齊與執勤武警之間發生衝突，在我看來，這不外就是一次大家都不願意見到的偶發事件。俗話說，冤家宜解不宜結，總要加以化解才是。解鈴還需繫鈴人，解決問題要靠雙方—有關政府部門和記者共同的努力。作為一名與香港新聞界有着近30年交往的內地老新聞工作者，我想不妨從記者的角度談一點看法，供香港記者同仁參考。
欣喜當年初來時
我總是難以忘記20多年前開始同香港記者交往的那些日子。新中國成立後，由於歷史形成的原因，香港記者很少到內地採訪。至1980年代中英兩國開始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後，香港新聞界才陸續派員進入內地採訪。但作為里程碑式的事件，則是1984年中央政府批准港澳記者採訪六屆二次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首批採訪「兩會」的港澳記者共28名（大部分來自香港），代表港澳16家報紙、2家電視台、2家廣播電台。這批港澳記者都很年輕，平均年齡只有30歲，其中若干名已經是所在媒體的資深記者和評論員。但因為是「首次」、「首批」，所以，他們開始時都顯得小心，甚至有點拘謹。他們凡事都能夠事先徵求內地接待人員的意見，獲准後方施之行動。我當年也是一名年輕記者，經常和他們一起參與採訪活動，稍有空閒也主動與他們聊天，他們有時也難免私下對我這個同行表達一點小小的抱怨或者期待，例如「我們出來時老闆有交代，要有重要新聞發回去的，否則回去要被炒魷魚的」，等等。其實內地接待人員多少知道他們的要求和苦衷，為了真誠地幫助港澳記者能夠採訪到「重頭人物」，「重大消息」，作了超常規的安排。
中央領導同志也十分關心和理解港澳記者及他們的採訪活動，鄧小平、李先念、彭真、鄧穎超、姚依林等黨政領導在百忙之中抽空接見他們，同他們照相、交談、回答問題，港澳記者們於是輕鬆地獲得了「爆料」，對老闆做出了滿意的「交代」。每每這時候，我看他們神態放鬆，興奮得臉上似乎都能放出光來。他們尤其對於80高齡的鄧穎超同志四次同他們見面，感到特別的高興和親切，特地買了一束「母親花」送給她。
我至今還記得那時候港澳記者與中央領導之間那種同胞親情、那種理解與和諧的氣氛所帶給大家的愉悅。也真是在這樣一種真誠對外開放的氣氛感染下，港澳記者原先緊張拘謹的心情逐漸放鬆，很快回復到在港澳採訪時的那種活躍、積極的姿態。在21天採訪時間裡，港澳記者共發出文字稿千條以上，無線電視進行了21次衛星傳送，亞洲電視進行了19次衛星傳送，每次均在15-30分鐘。即使在那樣忙碌的採訪活動中，大多數港澳記者仍然嚴守有關規定，不給內地管理部門添加麻煩。我在中國記者協會的一位負責接待的朋友告訴我，雙方合作「默契」，各自都好「交代」。以後，我和香港記者一起採訪中英談判、聯合聲明簽字儀式等，雙方都能夠相互理解、友好默契地合作，基本上相安無事。
「設身處地」是一種美德
隨着內地對外開放程度的深化，以及香港回歸祖國，香港記者到內地採訪越來越頻繁，也越來越方便，香港記者與內地總體上能夠保持上文所敘述的那種默契合作的態勢。但是，香港記者與地方管理部門發生衝突的事件也開始增多。敢衝敢闖敢拚搶新聞是香港記者的一大特點，在華人新聞圈內，香港記者因此博得好評。客觀而言，內地新聞界對於港澳記者的採訪風格和工作效率是比較欣賞的，以至於媒體領導在對本單位記者進行培訓時，常以港澳記者作為「榜樣」，要求從業人員仿效。但是，不可忽視的是，華人新聞圈內對於少數香港記者為了達到拚搶新聞目的而採取一些不夠理智、衝撞所在國家、地區管理規則的做法，也不乏微詞。而一旦衝突發生，香港記者和媒體反躬自省的不多，指責對方的不少。
平心而論，內地人也好，香港人也好，都是同胞兄弟姊妹，內地人與港人由於教育背景不同，思維方式會有較大差異，但相互間並無理由加以排斥。有時候出現一些問題乃至衝突，我認為主要原因是雙方缺乏溝通、理解，未能設身處地體諒對方。此話怎說？
社會是有分工的，人們由於分工不同所承擔的職責也就不同，當不同分工的人們處於同一場合時，各自處理問題的出發點也就會不同。就以香港記者在烏魯木齊採訪為例，當時，執勤武警一方全力以赴地在防止事態擴大，在那種暴力衝突一觸即發的緊急時刻，他們的職責就是維護穩定，制止衝突，他們的工作是不容其他因素加以干擾的，這是他們的職責底線。設身處地替緊急情況下執勤的武警兄弟（他們也都是些血氣方剛、責任感極強的年輕人）想一想，他們的處境是何等的危急、何等的困難，我們的採訪活動如果在不妨礙武警執行公務的前提下進行得更為有序，我相信那件大家都不願意看到的事情可能就不會發生。協作才能協調，給對方方便而不是添麻煩，就能夠獲得雙贏。
國有國法，行有行規，在現代社會辦事，遵守契約是十分重要的。我們常常說，香港和內地是「一國兩制」，這是個客觀現實，兩種制度下的管理制度肯定是有差異的，正鑒於此，內地人進港須守港規，港人到內地也要服從內地的管理，誰也不能漠視對方、隨意突破對方的管理底線。
中國古來就提倡為他人着想，設身處地是一種美德。年輕記者敢打敢拚敢搶新聞固然是一種值得稱道的職業精神，如果同時具備替他人着想的美德，那就更加成熟、更加完美了。
新聞自由也是內地核心價值觀
香港記者一般比較年輕、充滿活力，這是香港新聞界的長處。但是由於記者年輕、跳槽頻繁，有關新聞工作的職業規範、從業之道等方面知識的全面、完整、準確的傳授就顯得必要和急需。此次烏魯木齊衝突事件發生後，香港有些媒體人士的一些話，本人以為不無片面之嫌。
例如有的「老記」說，此次事件證明香港記者在內地採訪「待遇倒退」。誠如此言，在如此危急的衝突事件發生過程中，香港記者以及外國記者有可能被允許進入現場採訪嗎？
還有的「老記」聲言「新聞自由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鼓勵年輕記者衝撞內地的規則，其實這種言論是對年輕新聞工作者的誤導。新聞自由非資本主義社會獨有。從歷史上看，資產階級革命發生時，正是因為把包括普選制、言論出版自由、結社自由等民主要求寫進了自己的綱領，才吸引了勞動階級的支持和參加，從而獲得足夠的力量摧毀封建統治。中國工人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前堅持新聞出版自由的口號，在取得政權以後，把言論、出版自由作為全體人民的民主權利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社會主義也強調新聞出版自由，保障新聞出版自由，這也是內地社會的核心價值，內地在新聞出版自由方面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
我認為在強調新聞自由的同時，千萬不要忘記告訴年輕記者應盡的社會責任，因為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同等重要。國家好，香港更好。目前的新疆，壓倒一切的大事就是穩定，負責任的中國新聞工作者應當讓自己的工作服務於穩定，促進穩定，而不是相反。
寫到這裡，我不禁又記起了美國前總統林肯的一句名言：「新聞自由不能高於國家利益」。 (轉載自《紫荊雜誌》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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