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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盛世猶如浮光掠影，衰落亦造就了新的興盛，卻不限於晉地。圖為山西晉商故里。 資料圖片
禾 刀
1914年10月，天津《大公報》刊出了一條轟動中國商界的大新聞，「天下票號之首」日昇昌宣佈破產。日昇昌無疑是晉商的傑出代表，尤其在金融危機當前，晉商昔日的金融造詣再次勾起了人們的回憶。其實，晉商的成就遠不只此，除了經營票號，其貿易地位亦不同凡響。僅從地域上看，北到俄羅斯外蒙古，東到日本，南到東南亞等許多地方均留下了晉商忙碌與輝煌的身影。
然而，時至今日，晉商地位岌岌可危。能扯得上點關係的影響人物，恐怕只有百度的李彥宏，再就是祖籍山西的郭台銘。相較這少數人的輝煌，今天的晉商卻因為濫採濫挖煤炭引發接二連三的安全事故，早就在公眾心裡蒙上了沉重的黑色陰影。而2007年洪洞縣爆出的黑磚窯事件，再一次將晉商形象打至谷底。不知是否因此，李宏剛（編按：即作者木萱子）為新書特意選擇《晉商之死》這樣一個極為扎眼也極刺痛人心的標題。李宏剛解釋，死，是為了更好地生。
毫無疑問，歷史上的晉商有許多優點，比如在票號誕生的百年中，其經手銀子多達十幾億襾，然而沒有出現過一次高管捲款逃逸、貪污、詐騙等違法事件（2007年6月7日《經濟視點報》）。這也就是晉商做大做強、闖世界的立足之本。雖然票號發展過程中，也有一些如電影《白銀帝國》裡揭露的那樣違反人性之舉，但總體上，晉商的管理體制取得了高效。
晉商的衰落，沒辦法不與清朝的滅亡，以及社會的持續動盪掛起鉤來，這是李宏剛承認的也是否認的。承認是因為歷史事件鐵的事實，否認則是認為，晉商的普遍性覆滅，本質上是經營文化的社會性淘汰，只不過這種退出，是以政權更迭的激烈形式的表象呈現於公眾眼前。因為晉商之後，商界並非後繼無人，只不過不再局限於傳統意義上的三晉大地。
上世紀八十年代，專事小商品批發貿易的武漢漢正街聞名全國，曾造就了一大批暴發戶，那時一提在漢正街做生意，總會叫人刮目相看，同樣惹來關注目光的還有後來居上的浙江義烏。曾有消息稱，義烏小商品市場的謀劃者就曾滿懷期待地前往取經，但遠遠看到漢正街後，謀劃者卻扭頭便走。因為他看到了漢正街碼頭經濟逼窄的空間，現代化的物流根本難以安生。
僅僅十幾年後，義烏牢牢坐穩全國小商品批發貿易市場的龍頭寶座，不少海外商家也前來這裡洽談生意，而漢正街則一落千丈。有趣的是，同期正是溫州老闆朝氣蓬勃，奮發圖強的黃金時期。
前幾年有一本描寫浙江商人的《草根浙商》，通過一個個現實成功人士經歷的剖析，構織出浙商總體發展脈絡。
改革開放前，緣於備戰考慮，國家重點工業大都佈局內地，浙江面臨工業底子薄的艱難現實。沒有底子結果反倒成了浙商後來居上的發展優勢，他們不可選擇地避開了國企改制等一系列難題，擇民企發展這唯一路徑。無論是萬向的魯冠球，還是娃哈哈的宗慶后，抑或是吉利的李書福乃至更多浙商，面對毫無後路可言的背水一戰，窮盡努力於民營經濟。
個人努力，現加上改革的與時俱進，浙江民企一路高歌猛進，甚至在一些前沿地帶也作出了大膽地嘗試。比如雖然民間小額貸款政策至今並未大的鬆動，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在當地政府的大膽闖勁下，浙商早就有過試水。
浙商的超常規發展，很快蓋過了早些年以「三資」著稱的珠三角。珠三角的過度外向性經濟，雖然有效地拉動了當地經濟，但相當一部分「外來和尚」牢牢把持着經營領導地位，只是將體力勞動交給當地，過於條塊化的經濟，反倒抑制了本地商人的迅速崛起。
同期，曾創下「赤腳下南洋」重大歷史事件的福建，原本走的與浙商大同小異的發展路徑。但很快人們便發現，尤其是福建經濟發展龍頭地段的泉州廈門一帶，民營經濟規模突破百萬後，往往發展無力。有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根本癥結在於家族管理模式。
為避免家族對經營的干擾，當年晉商堅持「用鄉不用親」，堅持東家的「三爺」（兒子稱為「少爺」，女婿稱為「姑爺」、小舅子稱為「舅爺」）不能進自己家的商號或票號（2007年6月7日《經濟視點報》）。有意思的是，為衝破家族式企業怪圈，吉利的李書福堅決地讓當初一起打拚的哥哥弟弟退出吉利集團。同為浙商的馬雲，在眾人皆以為阿里巴巴上市之後，馬雲反公眾之道，實施了令一些人瞠目結舌的「散財」計劃，自己持股不到10%，而眾多員工因為幸運地獲得持股機會，一夜之間搖身為旁人無不艷羨的百萬富翁。
一切歷史均是當代史。從徽商到晉商，從粵商到浙商，構成了我國近五百年來商人崛起的路線圖。如果說徽商靠壟斷鹽業，靠官權拓展了「紅頂商人」的勢力外沿，那麼，晉商則是憑借市場之力，順勢而為，其成就更大程度上依賴於經營才能。遺憾的是，煤炭的暴利，磨滅了當代晉商銳意進取的意志。順便提及一事。猶太人在金融行業牢牢霸佔着絕對性的市場操控權，但另一方面，猶太人歷史上飽受社會擠壓，反倒迫使他們抱成團，從事那些當初權貴階層並不看重的金融行業。
如果沒有當年背水一戰的困局，晉商不會走西口，不會急中生智創新出票號；如果沒有外部政策環境的有效扶持，今天的浙商又怎會取得眼下那些矚目的成就。近代商人發展的更迭變遷表明，地域傳統文化固然重要，現實土壤更不可缺。從地域範疇上反思經營人才不是說不可以，但在社會教育體系日漸完善，人才流動越發自由的情勢之下，造就市場經營奇才的恐怕不是一方水土，而是政策這塊孕育商界奇才的肥沃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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