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編劇時的心情，確是因為覺得當時許多年輕人，他們是為抗日犧牲了，但他們的家人怎麼辦？所以就想為這些人給出一個交代，如電影最後『老鬼』留下的訊息，就是讓他們有機會說出當時的情況，和如何對不起身邊的人。」陳國富認為這種對抗日戰士的情感投入，確是他準備電影過程中生出的一種責任感，然而對於「主旋律」的說法他卻不以為然。「可能我是外來的人，不懂什麼主旋律，也沒有看過什麼主旋律片，只是一心向怎麼說服人的方向去想；也看過去許多美國片，更關心如何滿足觀眾要求同時而又可處理比較宏大的場面，這應是我更單純的想法。」

商業片突圍

　在陳國富的觀察中，華語電影少有關注如《風聲》題材的電影；國產電影雖有間諜片，但在處理手法上卻沒有離開過既定的框架。因此，他在改編過程中加入了許多新的想法，務求將有效表現主題而又能吸引觀眾的元素豐富這一類型電影的內涵，例如酷刑。

　原著小說中並無着墨日本軍官審問五個嫌疑人的過程，但陳國富卻針對五個角色的個性與性別加入施刑的情節，如對孤高自恃的譯電組長（李冰冰飾）的精神虐待；對頑強熱血的剿匪大隊長（張涵予飾）所施的電刑、針刑；以及對訊息收發員（周迅飾）所施的繩刑……陰冷的密室殺人氣氛，加上令人望而生畏的刑罰器具，視覺上已為觀眾帶來很大的衝擊，但陳國富卻指出這些痛苦的畫面，實有更深層的意涵。

　「如果不經過這些酷刑，很難令觀眾明白那些愛國者曾承受怎樣的歷史與包袱，沒有這個過程，我們現在看來也不會覺得他們當初有什麼了不起。」不過，要觀眾理解為國犧牲的人的處境，並不等同於為拍出一齣愛國電影。陳國富指出，《風聲》的獨特之處，正在於他在編劇之時注重更多細節的部分。過去的間諜電影或重於推理懸疑、或重於暗喻政治立場，卻少有理會角色之間細微的情感交流以及偵測者/施刑者（如戲中黃曉明飾的武田）與叛逆者/受刑者緊張的精神抗爭，「但我想是以更真實的角度去講這個故事，如當中人的真與假、背叛與忠誠混在一起的時候，這些都很真實卻十分戲劇性；又或在歷史事件的過程中，有些人是主動去犧牲的，有些人卻像白小年般是無辜受害的，這些細緻的關係我都覺得很可以放進這類型電影中。」

　「而《風聲》也提供了一個這樣的故事背景，它不是全然虛構的，而是真有其事的。因此，我想將電影拍得既是古典的，也可以是現代的。你當初見到戲中表達氣氛很古典，很巴洛克式的；但同時間它又可以是很年青的，很肆無忌憚的，但整體上還是可以感受到很沉重的歷史包袱。」

　正因為將虛構故事與歷史背景的均勻調和，就可以明白為何《風聲》吸納到各階層的觀眾──它是商業的，也承擔起了重現一個轟烈時代的責任感。

　但《風聲》還不只如此吧？

內地演員群英會

　這次《風聲》與《建國大業》同期比拼，兩套電影除了題材相異外，演員陣容的大相逕庭也是焦點之一。《建國大業》雖只投資三千多萬，但卻有集兩岸三地共一百七十多名演員聯合參與；《風聲》同樣陣容鼎盛，但最矚目之處即五個主角，包括周迅、李冰冰、張涵予、黃曉明等均是內地演員，可謂走出了近年盛行合拍片或大片由數地演員（甚至包括韓國、日本，從最近舉行電影節的開幕電影可見一斑）合演的藩籬。

　「我覺得全用大陸演員來演比較有意思，過往大片都愛用不同地方的人，為包裝，卻多有語言上的問題，生出不少尷尬情況。」陳國富直言，《風聲》正如一場群英會舞台劇，每個演員都得不慍不火，不能太出也不能太內斂，這是一次挑戰，至於最後出來的效果當然是被一致讚好。

　《風聲》除了在題材及表現手法上成功獲得觀眾的垂青，亦已有評論人關注到，《風聲》的成功或標誌港星在內地市場的競爭力不復再。而回顧近年港產片，不少在題材上有所突破，然而演技可堪相比的演員，卻少之又少，甚至到了一無論數或量上都再無新意的地步。風在吹，花在動，風聲聽準了，本地的舵手是否懂得「聽風駛舵」，這又是一門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