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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兆言
1986年研究生論文答辯，有老師向我借錢鍾書的《圍城》，理由是答辯時可以提問。也許我的表情有些疑惑，也許當時說了甚麼不該說的話，這位老師突然臉紅，承認並沒有好好地看過，說他一直沒有找到這本書，現在正好趁論文答辯，把它再翻閱一下。
論文答辯很順利就通過了，我的指導教授是葉子銘，名師劣徒，作為他的弟子，不看僧面看佛面，無論本校還是外校教授，大家得過且過，都樂意給這個面子。印象中幾乎沒有甚麼為難，以表揚為主，以鼓勵為輔，最後略微批評，無法想法太多，有點新潮和偏鋒，對錢鍾書評價稍稍過高了一點。不管怎麼說，錢先生不是甚麼大作家，和魯郭茅相比不行，和巴老曹相比也不行，也就至多二流吧。
然後老師之間的隨便議論，我作為學生，陪坐就行，也用不着回答問題。我歷來對作家排座次不感興趣，葉先生對茅盾情有獨鍾，私下對我們幾個弟子，常把茅盾放在魯迅前面，認為論思想深刻魯迅當仁不讓，比小說地位茅盾顯然應該佔優。我樂得聽教授們爭論，東扯西拉說到最後，話題又回到錢先生身上，讓我重新回答，究竟應該怎麼看錢的地位，放在哪個位置上才合適，他的小說到底好在哪裡，我因為該說的話已說過了，加上有些緊張，便大談沈從文，大談廢名和師陀，說了好一會，話題還沒談到錢鍾書，葉先生擺擺手，不讓往下說了。
我正好找到了台階，順勢退場，高高興興地結束研究生階段的學習。選擇錢鍾書作為自己學問的研究方向，完全因為偶然，首先考研就是開玩笑，就是一場人生遊戲。說到個人興趣，我更喜歡外國小說，也喜歡唐詩宋詞，不感興趣的恰恰是中國現代文學。考研只是陪公子讀書，一位朋友一定要拉着我陪考，說考研乃人生第一大無趣，必須有個難兄難弟陪着送死。如果這哥們當年提出考比較文學，考古典文學，我們也完全可能會冒險嘗試，能否考上說不準，也許考不上，也許就考上了。
從考上到正式讀研，有半年時間，這是一段十分閒散的日子，春風得意馬蹄輕。我在大學做老師，不上課，當兩個班輔導員。馬上要離開這個單位，誰都不把你當人看，我趁機寫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死水》。同時惡補現代文學知識，既然考上了，原來必須拿在手上的敲門磚，譬如王瑤版《中國新文學史稿》，譬如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便可以堂而皇之扔到一邊。那陣子，看最多的是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我最後選擇了錢鍾書，顯然與他的極力推薦有關。當時看的是台灣版，夏的觀點與大陸的主流定論截然不同，旁觀者清，我既上了現代文學這條賊船，自然會想到在學問上有些反動。
考上研究生是1983年，那年頭招生不多，導師要帶完了這一撥弟子，要等學生畢業，拿到了學位，才能接着招下一批次。當時的風氣是撥亂反正，翻案成風，好挖掘出土文物，動不動從角落旮旯扯個被埋沒的好作家出來。記得我曾很老氣橫秋地告訴祖父，說沈從文小說不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寫得好。祖父聽了很生氣，說誰都知道沈的小說好，當年我就編發過他好多小說，人家有名得很呢，只是你們孤陋寡聞，並不是別人不知道。
我從來沒有告訴過祖父，自己最後選擇了錢鍾書作為研究對象。祖父已經老了，他對我要研究甚麼，未來有甚麼理想，並沒有太大興趣，通常情況下，只是希望我能陪他多說說話，說點古今中外的段子，清談可有可無的掌故。考上大學，讀研究生，看了不少書，在老人眼裡都不是事，都不算出息。
促使我選擇錢先生的更重要理由，是因為讀了錢《宋詩選注》的序。雖然只是一篇小小的序言，但是它對一個人的影響非同小可，彷彿晴天遭遇劈雷，又好像沙漠上突然見到了綠洲，我完全被顛覆了，一下子醒悟過來學問該怎麼去做，明白僅僅去翻案，為反動而反動，並沒有什麼太大意思。
因為這篇序言，我開始對錢先生入迷，到處搜羅他的文字，把擱在祖父書桌上的四卷本《管錐編》據為己有。老人家有些吃驚，不明白一個即將從事現代文學研究的人，竟然會對這種書有興趣。他顯然是懷疑我的古文程度，而且還有那些引用的近乎奇怪的洋文，明擺着我不可能看懂。作為一位五四老人，祖父肯定不贊成我走吊書袋的舊路，但是也沒有反對，只是奇怪我的興趣所在。經過文化大革命，他真的有些弄不太明白，年輕的一代究竟應該怎麼才能做好學問。
事實上，我還沒有開始讀研究生，做學問的方法已經給自己確定好了，這就是研究哪一個具體作家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打通作家與時代的關係，要用自己的眼光去重新審視現代文學。如果有可能，我將寫一篇像《宋詩選注》序那樣的文章，寫一本個人風格的文學史。錢先生的學問太大了，他是不折不扣的天才，誰也沒有那個能耐可以完全學他，要學只能學一部分，學一點皮毛。
毫無疑問，我太好高騖遠，在不知不覺中成了錢先生的粉絲。曾見到過這樣的記錄，那就是祖父曾給錢先生寫過字，向祖父要字的人很多，然而看到錢鍾書的名字，我忍不住有些心動，想拜見的念頭一閃而過。如果說我一生中，真有過甚麼特別強烈的衝動，想冒昧地見一個甚麼名人的話，那麼就是這位錢先生了。和同齡人相比，我見過的文化名人並不算少，或許這想法不是不能實現，事實上也有過這樣的機會。後來錢先生仙逝，我曾向吳泰昌表示沒有見上一面的遺憾，吳笑着說這事別人不容易，在你真是不應該。
只能用不要去考察下蛋的母雞來安慰自己，我只能這麼去想，一個真有能耐的人，不應該去當別人的崇拜者，應該讓別人來崇拜你。有人知道我研究錢先生，常常問我他的小說究竟有甚麼好，他的《管錐編》為甚麼要用文言，我總是喋喋不休解釋，一次次強調，一次次叫好，完全像一個拉贊助的。錢先生在我心目中代表着治學的最高境界，情人眼裡出西施，我知道對某個人過於喜歡，常常有可能會影響你的判斷。
如果我是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毫不猶豫地把這獎頒給錢先生。如果真有所謂國際水平，錢先生的著作就是國際水平，代表着行業的最高水準。多少年來，我一直把《管錐編》當作小品文讀，厚厚四大卷，隨意挑出一段，可以品味很久。也不知道幸運還是不幸運，我三心二意，最終成了一名寫小說的人，與學問愈來愈遠，與當初選定的專業幾乎沒有任何瓜葛，基本上就是不學無術，但是床頭經常堆放着的，仍然是錢先生的作品。我的很多觀點都是來自於錢先生，雖然都是二手，雖然很蕪雜。
總是忍不住要想像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那時候，文革如火如荼，錢先生下放幹校勞動，拿很高的薪水，幹的活也就是當個負責收發的郵遞員。對於一個腦力工作者來說，這差事並不差，唯一可惜的是沒書讀。按照我的傻想法，錢先生當時真走火入魔，偷偷地閉門造車，不顧一切寫起小說來，未必就是甚麼滔天大罪，未必會被捉起來嚴刑拷打，而且很可能一出手就是一本《紅樓夢》，以他的絕世才華，這絕不是不可能的事。
寫小說並不需要甚麼書，並不需要資料，閒着也是閒着。小說家最好的寫作狀態是與世隔絕，沒有名利之爭，沒有衣食之憂，被世人所忽視，為大眾所遺忘。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幹校不是世外桃源，文革也不是與文化有關的一點事都不能做，在當時的條件下，做了也就做了。如果預感到文化專制畢竟暫時，黑暗必將過去，一個真正想寫作的人，或許就可以有所作為，更不用說知不可為而為。過去總強調文化大革命對文化的摧殘，忽視了寫作者自身的主觀能動性。事實上，真正的文化人獨一無二，是作家誰也攔不住，是金子終究會閃亮，幹校時期的錢先生十分壓抑，有勁沒處使，有力氣沒地方花，可是正因為這種壓抑，一旦離開幹校，一旦有機會，他立刻投入到了《管錐編》的寫作之中。
在很多人看來，《管錐編》只是學術著作，與小說風馬牛不相及，但是其寫作熱情和理想寄託，並沒有甚麼太大不同。說白了，寫於文革中的《管錐編》是部穿着學術外衣的《紅樓夢》，是一本真正意義的大書，它博大精深，內容無所不包，太值得我們用異樣的眼光去仰視。
2009年9月26日 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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