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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1925年冬清華國學研究院部分教師的合影（前排右起：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李濟）。 新華社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訪問學人 朱洪斌
當梁實秋還在清華唸書時，聽過大師梁啟超的一次演講，當時的情形，一直牢牢鐫刻在他的腦海深處：「他走上講台，打開他的講稿，眼光向下面一掃，然後是他的極短的開場白，一共只有兩句話，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麼學問—』，眼睛向上一翻，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然後，開講中國古代韻文的美學價值與藝術特色，說到興奮處，不禁手舞足蹈，在場的聽眾，包括梁實秋在內，也都隨之如癡如醉。
梁實秋對梁啟超的深刻印象，在當時的青年才俊中絕非孤例。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葉，梁啟超一直活躍在中國近代思想舞台的中心，對晚清民初的政治、思想和學術的變遷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他那頗具魔力的生花妙筆，曾經打動和征服了幾代中國人，尤其對於五四一代的新知識分子，幾乎沒有一位不是吮吸其思想養分而成長起來的。但是，梁啟超的政治觀念、學術見解常隨環境、時代而變，其師康有為乃以「流質易變」加以規勸，同時代學人對此亦嘖有煩言，而梁啟超卻依然故我，並高調宣稱：不惜以今日之梁啟超與昔日之梁啟超戰鬥。若對梁啟超思想性格做一分析，其駁雜善變的思想面貌似亦不難理解。
趣味主義者
實則梁啟超對自己的個性，頗有自知之明。他坦率地告訴公眾，自己對新知有強烈的探索慾，感受敏銳而淺嘗輒止，趣味駁雜而「多疏」。還用過一個比方，說自己讀書治學素秉「趣味至上」之原則，「我是個主張趣味主義的人，倘用化學化分『梁啟超』這件東西，把裡頭所含一種元素叫『趣味』的抽出來，只怕所剩下僅有個0了。」更有趣味的，是他留給兒女們的一副「自畫像」：「我是學問趣味方面極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專積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內容，異常豐富，能夠永久保持不厭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歷若干時候，趣味轉過新方面，便覺得像換個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初荷出水，我自覺這種生活是極可愛的，極有價值的。我雖不願你們學我那氾濫無歸的短處，但至少也想你們參採我那爛漫向榮的長處。」隨心所欲地做事，一般被看作缺點，就像俗話說的：「狗熊掰棒子」。然而，梁啟超對自己的天性沒有一味自責，相反還帶有很大的自得。
「但開風氣不為師」
從清末從事維新變法起，梁啟超始終沉浸於引領時代思想的激越和亢奮之中，世人的期許，個人的設計，兩者交互推動，驅使其永不甘寂寞，不斷捕捉新知、投身新潮。在《清代學術概論》中，他自詡「新思想界之陳涉」，但其抱負實不止於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歷史上所積之資格，實應為我新思想界力圖締造一開國規模，若此人而長此自終，則在中國文化史上，不能不謂為一大損失也」。此言張揚而自信，道出了他內心深處的「野心」。自然，梁啟超的終極人生理想，並非做有如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謂的「以學術為業」的專業知識分子，而是想躋於王陽明、顧炎武等大儒的行列：但開風氣不為師。易以今語，則是啟蒙時代的思想大師。
學術與政治之糾葛
學者每惋惜梁氏陷於污濁之政壇，不能專心致志從事學術創造。陳寅恪則對其志業具「了解之同情」，持論允當。陳氏說：「任公先生高文博學，近世所罕見。然論者每惜其與中國五十年腐惡之政治不能絕緣，以為先生之不幸。是說也，余竊疑之。嘗讀元明舊史，見劉長春、姚逃虛皆以世外閒身而與人家國事。況先生少為儒家之學，本董生國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覺之任，其不能與當時腐惡之政治絕緣，勢不得不然。」
在儒家思想中，學術並非像西方一樣，是一種知識的學問，而是一種行動的學問。學術研究，如果不能提升個人道德，並進而「推己及人」，促進社會道德、政治的和諧，便無價值可言。梁啟超晚年說過，儒家道術千言萬語，各種法門，最後歸結為「內聖外王」。所謂「內聖外王」，「即專注重如何修養健全人格，人格到鍛煉到精純，便是內聖。人格擴大到普遍，便是外王。」因此，站在儒學境界中，學術與政治本是一件東西。所謂「通儒」，就是將個人與社會，學術與政治打通一片。
從1916年始，梁啟超幾度宣示脫離政壇。1920年開始其「講學生活」，似與政治漸行漸遠，也曾懺悔「屢為無聊的政治活動所牽率」。然而，終其一生，對政治從未忘懷，也未徹底脫離。晚年專注講學，用意不全在造就幾個讀書種子，實是傚法宋明大儒，培育學行俱佳的門徒，造就未來能影響社會政治與思想的一股勢力。事實上，梁氏雖然「設帳」清華，外界卻一直以「研究系」黨魁視之，而劃入研究系的要角，如張君勱、丁文江、蔣百里等人，無不與梁氏暗通消息。當大革命浪潮席捲大江南北時，由於對國、共兩黨政見深為不滿，梁啟超已在醞釀重出政壇，只是因病重而未果。梁啟超講學的深層旨趣，借用錢穆的話說：便是「學術領導政治，學統超越政統」。
中西文化之選擇
趣味至上的人生態度，定位於通儒的人生理想，遊走於學政之間的人生軌跡，這些因素又和梁啟超的文化選擇相互牽引，加深了思想變動的複雜性。像他這樣的「過渡時代」的知識分子，在思想的形成過程中，「西方的衝擊」無疑是一個關鍵因素，但是，同樣不容忽視的是，他們本身繼承的文化傳統對其吸納西學的深刻影響。
美國學者張灝指出，「中國知識分子主要是從儒家傳統沿襲下來的那套獨特的關懷和問題，對晚清西方的衝擊作出回應的」，如果不對「傳統固有的多樣性和內在發展動力有所認識」，便很難真正理解這些知識分子在相同境遇下的不同反應。早在梁啟超系統接受西學之前，他已承受了晚清思想界流行的各種學術流派的薰陶，這些傳統思想元素，在西學的關照下，或者被排斥，或者被改造，或者相互融合。這個過程實際不是單向的，西學思想元素也同時經受中學的檢驗，或排斥，或接納，或相互融合。
此外，在20世紀初葉，西方的社會政治、思想正在經歷深刻的轉變，興起了一股反思近代文明弊端的思潮，延續至今，便成為反思現代性的思想傳統。上述因素就加劇了文化選擇的複雜性，在近代中國急劇變動的思想背景下，梁氏對中西文化問題的思考，常隨時代風潮而波動，這是不足為奇的。中西學在他身上的碰撞、交融，並非像「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那樣簡單，反而是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
說梁啟超「流質易變」，「流質」恰是其思想性格的譬喻，不當狹隘地認為是個人品性的缺陷。每讀他《自勵》第二首，總是忍不住在心裡說：大丈夫當如此也。 (本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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